哲学一开始便不是科学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这本身是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可也是由于历史的某些原因，今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哲学依然被自觉不自觉地当做“科学”来对待。你肯定听到过或者亲口说过，“这种世界观是不科学的”，“你这哲学观点是伪科学”，“某某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等等。 科学是评价哲学的标准？哲学的本质是科学？或者说，哲学是科学中的一种？在历史中，为了说明它们的不同，那些透顶聪明的大脑也算开足马力绞尽脑汗地拿主意想办法：有人给我们打比方说，知识好比是大树，哲学是树根，科学则是树枝（笛卡尔）；有人说，哲学和科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哲学是普遍性，科学是特殊性（斯大林）；更早有人说，哲学是人类天性中喜欢寻根问底的好奇倾向，是超越经验的“在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有学生给黑格尔写信抱怨哲学太艰涩、太“抽象”（我们今天的许多学生依然与那些早已作古的老学生非常想象），黑格尔回信说，只有科学才是抽象的，而哲学却恰好是具体的；而今甚至有一派干脆认为，哲学与科学在本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哲学只是思维的一种逻辑或能力；等等。 在历史上，也有过把哲学当做科学来对待的时期，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的自然哲学时期。当时，哲学试图包容所有的具体科学，且不自量力地充任“科学的科学”，结果被马克思等后起之秀“革”了它们的“命”。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科学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推进力量的作用，另方面又指出只有哲学才是批判现实世界的“思想武器”。恩格斯甚至非常哲学地接过黑格尔的那句屡遭误解的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经过辩证的推演，得出的结论刚好是，凡是现存的，最终都要归于灭亡。于此，哲学并不是科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阶级斗争中，在社会实践中起着科学所不能替代的“武器”作用。正因为此，马克思干脆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论。 完全把哲学等同于科学的做法，是包括自然哲学家们在内的任何人所不能同意的。但不自觉地把哲学当作一种科学的却大有人在。如果寻找历史的原因，人们将会发现，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在大力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的同时，理性主义思潮和情绪也日趋膨胀，就像商品社会里人们向往的金钱，科学似乎成了战无不胜的法宝，成了人类精神依恋慕拜的对象。对科学的崇拜式的、迷信式的或者“相信”式的教育，造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系统的变形。于是，精神领域里的一切都变成了科学的附庸。正因为此，人们再一次逃脱不了那条古老的定律：物极必反！于此，科学开始走向了它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对立面：迷信。可见，理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不仅是关系到哲学的生存空间问题，也是关系到科学自身的发展问题。 人类什么时候有了哲学？为什么要思考什么“哲学”？这大概是哲学发生论的第一个问题。经验着的人们有了经验和科学作为自己的生存工具真的不够用？这个问题是十分玄妙的，以至于在整个东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那些充满睿智的脑袋们也没有给出一个人们共同认可的标准答案。朱熹曾回忆说，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琢磨“天外”有什么“物事”，——经验着的人们对这样望天发痴的小孩肯定是疑惑不解，可这或计又是这位后来的“圣人”的第一次“哲学”思考。——朱熹为什么要去“琢磨”？康德说，哲学是人类理性要求的结果。可是，“理性”究竟有哪些要求？科学不够吗？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诞生在有闲暇的地方，——这倒真有点吃饱了没事干的意思——又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结果。这些理论几乎都是抽象人性论的合理延伸，其实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这好像在说，你为什么要吃饭，答：因为饿了！ 哲学在历史上的出现，肯定是出于特定的需要。或许，它出现的原因与宗教、原始艺术诞生原因是完全一样的；或许，它们正是同一个母腹里的孪生兄弟。可什么是那“特定的需要”呢？三言两语是无法解释它的；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需要”与需要科学诞生的“需要”是不同的。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追问，原始人为什么要在岩洞里留下他们的壁画？这个问题非常类似与朱熹为什么会在四五岁的时候要去思考天外有什么物事的问题。岩洞里的壁画决不会帮助原始人获得更多的粮食和猎物。他们愿意花那么多的工夫（“工夫”一词非常耐人寻味，它不完全指谓“时间”，更多的意味是指“劳动”，无疑，壁画的创作是一种劳动，而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享受“闲暇”）去做一件看来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是出于什么动机？唯一能解释的是，类似于壁画创作的活动能获得不同于衣食住行之类的满足或享受。 而科学诞生的原因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对农作物的最早试种肯定是农业科学的第一次试验，然后，他们在经验中，逐步发现农作物的丰产与气候、土壤、品种等等有密切关系。农业科学如此，别的科学门类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是以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为依归的。从本质上看，科学是人类经验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至于今天的专门的“科研人员”，那自然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它围绕我们的生活需要劳神费力。由此来看，神秘而神圣的科学殿堂其实是在做一件普通的事情。 从心理距离上说，较之于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似乎离我们更远。这也是我们觉得更需要科学的原因。科学在与人们的直接需要打交道，它在满足人类直接需要的同时，又把这种需要推至新的阶段。于是，我们愈来愈需要和依赖科学。而觉得哲学完全是可有可无的，好像哲学只是人们精神的奢侈品。自然，这是近视的看法，或者说是一叶障目。因为，人之为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其他的动物。人类的精神需要是其他的动物们所没有的。原始人在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便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天问”。或者惊奇于自己完美无缺的体态，或者惊喜于自然按部就班的秩序，或者惊恐于鬼神莫测的风雨雷电，这些都可能触发他们的灵感，唤起他们的天赋智性和联想，来“读世界这本大书”。于是，对自然“本质”的领悟，诞生了那最高的“天人合一”的妙论。 当然，在人类知识的萌芽时期，一切都处于含苞待放的浑沌状态，知识几乎没有门类的区别，也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的明确的界限。就像母腹中的婴儿，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他（她）还只是一种可能性，最多也只是正在走向现实“人”的可能性。但是，就像婴儿已包涵着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几乎全部的信息，哲学和科学的后来“分家，此时已被决定。后来的发展只是形态上的展开，而其发展的方向，逻辑并不是自由地漫步，而已先在地受到限制。一棵树无论长得多大多高，多么的气势恢宏，其实不过是那颗小种子的外在展开而已。由于哲学与科学满足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不同方面，所以，它们的差异已经先在地本质地存在着。 从发生论的角度看，哲学和科学的产生都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人类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智力、天性、心理的因素。其中人自身的多维的需要尽管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辩证唯物论认为，“需要”本身也是受决定的——但它的确起着无可置疑的直接推动作用。在我们熟悉的经验生活中，往往是直接的需要遮挡了间接的需要，意识层面的需要模糊了非理性层面的需要；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人们只能或只要知道自己的部分或少部分的需要。而就人类的智力能力来说，被经验意识覆盖着的领悟、直觉等等那种扬弃片面奔整体的能力，常常只出现在极端境遇的非经验的那一刹那。犹如岩洞壁画的创作者精神从树皮兽骨山洞中突然解放出来的灵感；犹如那净饭王子菩提树下的顿悟；犹如泰勒斯从生命的源头发现了水；犹如曹臣相醉后的歌唱；……有人说，艺术是本能的升华，在此意义上无疑是贴切的。其实除了艺术，哲学、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们之不同于科学首先在于，它们是以人类之先在的集体无意识张扬更广阔的需要，升华深层的非理性本能。 如果说，科学的宗旨在于解决或者方便人类的生活，那么，哲学却致于透视人类的生存；科学旨在认识，哲学功在觉悟。 何为哲学？真正贴切的解答是没有的。从中文里的“哲”所指谓的意思看，类似于觉悟、智慧、这与西文中的“爱智慧”的说法非常一致。而“科学”最初的意思应该是实用的知识。在“试错”活动（“实验”活动的机制）中诞生了科学，而哲学却是智慧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深层意念的觉醒的结果。 由于产生的起点不同，哲学和科学在本质是根本不同的。 “本质”的不同的首要原因是两者所指向的对象的不同。科学有两个意义上的对象：一是各相对独立的科学门类各有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正因为此，科学才有了门类的区别，有了被叫做“物理”“生物”“信息”的学问。其二，科学的对象还可以被理解为“事实”。“事实”的特征是特定的、有形的、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可以被“认定”的。无法“认定”的东西不能称为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事实及其事实间的“关系”，诸如必然关系、或然关系、先后关系、因果关系，等等。从这两层意义上看，科学的对象是特定的，具体的，所以科学才又被叫做“具体科学”。可是，这里的具体正好与辩证法意义上的“具体”意思相反！辩证法的“具体”指的是片面的综合或抽象的综合，是对科学的那种“具体”的超越和扬弃。正因为此，黑格尔才把科学称为“抽象的”而哲学才是“具体的”。换句话说，科学的“抽象”就是因为它的对象的特定或“具体”！我们这些“具体”的人因此会觉得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科学，而那虚无缥缈的玄而又玄的哲学似乎跟我们的生活挨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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