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本身是值得推敲的，有些事情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那么给老人让座的事情非要在权利与义务中选一项吗？这种逼着辩手做选择的题目是没有对大家负责的。
或者我们的问法应该换一换，让座这件事应该是公民被要求做的事情还是应该公民主动去做的事情。前一个问题关乎社会契约，后一个问题关乎个人素养。故而这个辩题要在这两个战场展开。
首先公民是不是一定要被要求给老人让座？这里作为反方可以说，把这种行为作为义务是荒谬的，施行一项义务，需要人或者说是部门来贯彻的，那么谁来做这个角色？
交通部？居委会？很难细化这种行为的标准，比如一个年轻的
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就不具备给老人让座的义务，这一条如何实现监管呢；就算利用
国家机器实现了监督管理，这种义务也没有贯彻的活力，给老人让座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多大的效益？这种收益又是否与政府的投入对等？既然没有相匹配的社会环境，把这件事变成义务来履行就是不妥当的。
个人道德问题，给老人让座确实能带来正能量，给社会风气带来正面影响，也不能说必然会带来碰瓷这类麻烦，但是
彭宇案相去不远，很难要求大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脱离现状讨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不能因为不去让座就谴责此人道德水平低下，尽管他有这种嫌疑。当然应该称赞主动让座的行为是道德水平高的表现。我们的对象是公民，是当下社会环境中的公民，对所有公民做出道德高尚的要求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