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私立知用中学（简称知中）是由广州知用学社创办的。1922年11月4日广东高等师范毕业班学生余心一、李钰、熊润桐、谢康、余鸣銮、陈克文、潘学增、龙詹兴、李加雪、陈贤德、禤参化及苏瑞等12人，以“先归纳以求知，复演绎以致用，求知致用双方并重”为宗旨，发起组织知用学社，“只译述以为务，著文章以自娱，凡公私珍藏，钞刊秘册，七略四部，九流六书，亦有搜罗，共深研究”。强调为学术而学术，有脱离政治的倾向。嗣后陆续入社的有王衍孔、陈书农、唐富言、陈寂、张农、岑麒祥、吴三立、何融、谢申、张瑞权、胡金昌、张兆驷等共50余人。到了1924年暑假，社友们有创办学校以固社基的提议，便向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商借3个课室（在文明路）开办夏令馆（班），有学生100余人，以所得余款拨充知用中学开办费，租得纸行街90号房屋为校舍。这是广东省第一间试行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制的中学（旧制是中学四年；1922年各省教育代表在广州开会由李应林提议采用六、三、三学制，即中学共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在广州试办），开办时仅招收初中两班，学生80人，因经费支绌，教职员多属义务职，仅支给多少交通费；创办人则枵腹从公。由社友（即当然校董，董事长金曾澄）公推唐富言为校长。
知中初成立时，就遇到广州商团叛变，西门一带发生战事，不久即告平息。第二年又有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战役，但对知中的影响不大。当时军阀专横，内争常发，公立学校经费极少，很难维持；每逢政局变动，公立学校教职员多必随同校长进退，不能安心教学。在私立学校工作，则较安定，而且当时创办私立学校不用先行备案，就可招生开学，还可自选教材、教法，学生也可随意转学退学，不用领取转学证明书。
知用学社创办人多属高师同学中优秀青年，自负不凡。对创办知中，抱负很大。知中开办第一年因收费过于低廉，房租、水费、电费负担过重，以致经费支绌，困难很多。教职员中因年青气盛，闹不团结。校长唐富言、何学坚等为一派，余鸣銮、李加雪及禤参化等为一派，互相吵闹，争名争利，以致欠债无法清还，学生退学者多，知中几乎停办。1925年夏，校长唐富言应星洲养正中学之聘，辞职出洋，校董会即开会推选张瑞权为校长（嗣后3年改选一次，张瑞权连选连任，直至1956年改为市立廿八中学校），聘请教职员不拘信仰、地域、性别、出身（不限高师毕业），只求团结合作，致力教育事业，消除门户畛域之见。学生方面，再招收初中两班，男女同学，3年后才招收高中学生。在未有高中班之前，兼办升大学预备班，每年开办两班，学生80－100人，学习期限一年，专攻升大学的课程，升学成绩良好。又试办工读实验班，办了一年多，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办。还兼办平民夜校，由教职员及学生担任义务教师，我也亲自参加教学，对普及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知中校董及教职员的子侄读书可以免费，以示优待。此外，一些贫苦的学生也免收学费，至于学期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而操行乙等以上的学生也全免学费，第2名免学费一半，第3名免学费三分之一。学校财政及用人都公开，图书仪器逐步充实，初步打下学校的基础。
自1926年起，知中的教学质量逐渐提高，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很多，除原有纸行街校舍外，又在诗书衔一带多租房屋为校舍，并积极充实设备，使学校初具规模。为了工读学生的需要，学校还置有印刷机、仿宋体铅字和制造竹器等工具。当时国共合作，很多学校都有一些进步的教职员和学生，知中自然不能例外。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到处屠杀进步人士，广州也变成悲惨的地区。1927年4月15日由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及邓彦华等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宣布广州戒严，任命钱大钧为戒严司令，捕杀共产党员及有关人士。留法归来未有地盘的谢瀛洲（士的党首领之一）及其党羽，垂涎知中，要攫之为他们的地盘，串通广州市公安局长邓彦华宣布知中员生多属共产党分子，勒令解散，暗中则进行霸占知中为地盘。知中同人据理力争7天，又得社会人士的支持，迫使广州市公安局收回成命。1928年由邓世增（李济深的参谋长）继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时候，有人在书坊捡得一本过去知中兼任国文教员李少陵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书》，该书封面印有“知用零碎丛书之二”的字样，他们以此为罪证，企图将知中教职员一网打尽，并决定由广州市公安局执行。知中同人闻讯，即据理力争，我们说，知中并无出版零碎丛书，既无零碎丛书之一，何来丛书之二？且克鲁泡特金并非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本小册子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不能混为宣传共产主义。广东省教育厅派督学张资模来校查询，但都没有找到罪证。我们除据理驳斥外，还请李民欣（当时他是李济深的副官长，他与邓世增是同僚）帮忙，结果知用中学才告无事。
1932年谢瀛洲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时，曾召集督学商议，要解散知用中学，但终无办法达其目的。
知用中学经过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逐渐成长和发展。由于租用校舍过于分散，管教不便，员生们便乐捐了一些建校基金，又借得一笔款来购买百灵路菜地约10亩地方，后来又购买一些相连地来筹建校舍。初买第一段校地时每井仅70余元，后来因很多华侨投资回国购地，以致百灵路的地价更增至每井300余元。1931年我们开始在百灵路兴建新校舍，先建平房25间，继建课室、礼堂、图书馆、科学馆等洋楼（包括求知堂及致用堂等）。至1936年相继建成，共用去建筑费约白银20万元。
知中一面建筑新校舍，一面充实设备。迁新校舍后，学生踊跃来学，至1932年已有高初中学生25班，男女生1380多名，成为广州市较著名的私立中学校。综合其原因，约有三点：第一，创办人及教职员均决心从事教育事业，尤其是教职员工作及生活安定，对教学工作热情负责，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如我校数学教师胡金昌、张兆驷，国文教师禤参化、吴三立等是当时较优良的教师，有一定号召力；第二，学校设备日渐充实，图书仪器日益增加，所建科学馆是全市中学校最突出的；第三，招收学生较为严格，当时投考知用中学的学生很多，故能在众多学生中挑选较好的学生，所以学生毕业后参加升学考试，多能入选。因此考不上公立中学的青年学子，纷纷投考知中。因为知用中学较有威信，有吸引力。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创办私立学校要存基金于银行，存款数额根据班数而定。有些人要创设私立学校，便先与商办银行协商写伪存折呈报教育行政机关备案。知用中学早已立案，且有校地及新校舍，不必办这些手续。在旧社会，因商办银行经常倒闭，政府银行纸币经常贬值，很多私立学校不愿存款于银行。知中的经费是公推3个人来共同保管的，不放款，不贪利息，较为妥当，遇物价波动时，则购存实物，保证教职员的收入稳定，使其安心教学。
正当知用中学的校务蒸蒸日上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陆续进犯。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亡，知中的课程便增加了防毒、救护、通讯、军训等科目，其中通讯一课由著名木刻家李桦担任（他对电讯通讯也很有研究经验），同时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当日寇飞机轰炸广州市时，市内各学校的员生多返原籍或去港澳，有些学校则迁往外县。知中未迁校，在校内增加防空设备作为员生及坊众的避弹所。1938年夏，在广州市沦陷前，知中为了未雨绸缪便设立南海里水及顺德大良两个分教处。开课一个多月，日寇进犯广州，余汉谋仓皇北撤，广州瞬即沦陷。知中校本部及里水分教处的设备全部失掉，只余大良分教处的一些校具。当时粤北交通困难，知中只得于1939年2月间暂时迁往澳门青洲。
在广州沦陷前，私立培正中学曾被广州市公安局迫交数十年的房捐警费，全市各私立学校闻讯便联合起来支援，向市公安局据理力争。原来规定凡学校自建校舍免交房捐警费，倘属租赁民房为校舍，只交业主担负的房捐警费（即只交半数）。经过知用及各私立中学代表们的多次交涉后，终于得到解决。
广州被日军占领后，有数间广州私立中学由广州迁往澳门，葡萄牙政府拟用葡京新颁的教育法令强加于迁澳的各学校，例如可容60人的教室只许收容30名学生，教师每人每年要交税若干，其种种苛例，难于接受。知中请懂葡文的许兆福先生向澳门教育局交涉，结果迁澳各学校才免受这个法令的限制。日寇进占中山县时，中山县的学生多流入澳门，饥寒交迫，知中和其他学校分别收容这一批无家可归的青年学生，免其食宿各费，使他们安心学习至毕业。
知中迁到澳门后，伪广东省教育厅派邝家鼎到澳门利诱知中迁回广州复校，允许将百灵路校舍交回知中，并说发给搬迁费及补助费给知中，被我们严词拒绝。当时香港三青团领导人刘世达、王淑陶等决定发展港、九、澳三青团，他们要求知中在澳门负责发展澳门各学校的三青团组织，以发给津贴为饵，并说倘三青团人员入内地，可得到沿途招待，及介绍升学等等。我们以知中迁校澳门系临时性质，拒绝为他们干。知中在澳门青洲3年，我们看见日寇由中山县派人人澳门，横行霸道，企图强迫迁来澳门各学校迁返广州复校。在这种恶劣形势下，知中员生大部分进入内地，只留少数员生在澳门水坑尾分校看管校具，直至日本投降，才返广州。
1938年2月间，知用学社一部分社友在香港开设香港知用中学，公推苏瑞为校长。1939年春，知用学社一部分社友在西贡开设越南知用中学，由唐富言任校长。这两间知用中学，都是知用学社社友所创办，但经济独立，与广州知用中学无直接关系。
1942年夏天，知中由澳门迁入内地。起初在粤北乳源县侯公渡一年，附近农村人口稀少，居民只求耕种畜牧，以解决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实无余力学习文化，适龄青年虽免收其学费，也不愿入学读书。当时乳源县长刘德闻等办有一间乳源县立中学校，怕知中在乳源发展，影响其招生，便串同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等，对知中施加压力，要知中另迁他处。知中不愿与他们争持而影响团结，便决定迁往湖南郴县良田。
郴县良田的青少年很多，他们的父老以战时交通不便，子弟外出求学费用较多，故很欢迎知用中学迁来良田，以便其子弟读书，平时子弟可就近照顾田园，帮助家庭劳动；倘若敌人来攻犯，也易于疏散。可是广东省教育厅却故意为难，特电请湖南省政府及教育厅阻止知中迁校良田，并且向良田父老散播知中赤化等流言，恣意攻击。当时湖南省的中小学教育权完全掌握在长沙第一师范的毕业生手里，各中小学校的校长都是由长沙一师出身的人充任，其他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不能充当校长。湖南教育当局还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购置学田数千亩作为基金，以示限制。广东和湖南教育当局虽然用尽种种办法来限制和打击知用中学，可是我们得到社会人士和当地父老的热诚支持和帮助，一面交涉备案，一面筹备开学，结果招收了500余学生，其中有100多名是贫苦学生，全部免收学费。知中在良田教学一年，长沙即告沦陷，日军进攻郴县，知中只得迁上黄茅大山，日军又进攻黄茅大山，知中即迁上田池洞。日军曾派人劝说知中返良田上课，我们严词拒绝，便迁校临武牛头汾，重新购置校具，招收新生。不久日本投降，知中仍在临武教学半年，待交通稍为恢复，才迁返广州百灵路原址。百灵路知中校舍于广州沦陷时被日军用作军医院，日本投降后，接收广州的新一军又占用为伤病兵医院，至新一军在东北溃败后，知中才收回全部校舍，但已破坏不堪。当即分期修建，重新购置图书、仪器、校具，正式复校。
1945年广州各学校先后复员，即组织广州市私立中上学校联谊会，选举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岭南大学、知用中学、教忠中学、培正中学及越山中学7校为理事，规定每学期最少开大会两次，商讨收费标准，按照各校的条件，酌定收费的数目，并协商同区的学校不互收转学生。由上述7间学校的代表（校长或教务长）同往广东省教育厅与厅长姚宝猷协商各校收费标准，姚宝猷主张少收学费，经过协议后便进行招生开课。广州市私立中上学校联谊会开会时大都商讨学校收费及应付货币贬值等问题，很少讨论教学法及教材问题，更少举行教学经验交流会。
1946年货币贬值，物价动荡，湖南籍学生的家长汇寄一个月的膳费来知中给其子弟，可是收款时已经贬值，不能维持一个月的膳食，以致学生只得退学。知中为了保证员生的生活，收到各种费用（学费及膳费等）后立即购买米粮，在校中存储起来，以免发生意外损失。
在抗日战争时期，知中有些学生为保卫桑梓，曾参加武装斗争与日伪周旋。在解放战争时期，知中学生组织读书会，很多学生都参加这个组织，与中山大学各学院的学生一起投身于爱国运动，如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学生爱国运动。
解放大军南下时，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要各学校疏散，各私立学校及公立学校均不愿停课。由民大、广州等7校代表（即广州市私立中上学校联谊会理事）向余汉谋交涉，终于依时开课，等待广州解放。
解放后，知用中学员生得到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教育，政治觉悟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党和政府拨款修建校舍，增置设备，又发人民助学金给学生，教职员享受公费医疗，且派干部来校加强领导。至1956年夏，人民政府根据员生和学生家长的请求，将私立知用中学改为广州市第二十八中学，成为一间有高初中35个班的完全中学校，男女学生共达1700多名。
知用学社的社友们除在广州、香港及越南创办知用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之外，还从事学术研究及出版刊物。自1923年5月1日起至1925年2月止，我们在广州市七十二行商报出版《学声》（起初出日刊，后来改为旬刊），作为知用学社同人发表文章的园地。1927年创刊“学声月刊”，出了3期便停刊。1929年出版“知用丛刊”，出至第2期。1935年恢复“学声月刊”，亦仅出3期。这些刊物，对当时文教工作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每年11月4日社友们在广州集会聚餐，出版纪会特刊，将社友们的学术研究心得向社会公开介绍，这项活动至1949年才告停止。
知用学社的社友中，有不少对学术作出贡献，如社友胡金昌对数学有卓越的成就，谢申对土壤学有较高的造就，吴三立对甲骨文、刘冕群对现代文学、黎昌仁对物理学、王衍孔对哲学、陈寂对古诗均有相当造诣，此外诗友余心一、熊润桐和佟绍弼、曾希明、李履庵还有“南国今五子”之称。
知用学社曾计划筹办知用文理学院，并获得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开办，可是由于师资及其他条件的关系，为了集中力量办好知用中学，所以取消创办知用文理学院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