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
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
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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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
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如前所述，汉乐府民歌得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在当时尚未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但自建安后，它的影响已日趋显著。
五言体的影响，比之杂言更早也更大。据现有文献，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诗是从东汉初就开始了的，如班固的《咏史》。东汉中叶后则拟作益多，有的有主名，但更多的是无名氏的抒情诗，如《古诗十九首》等。
到汉末建安，更出现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一直成为中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划，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为后代一切反映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
仇兆螯评杜甫“三吏”，“三别”说：“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这是不够正确的。因为陈琳的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从汉乐府民歌学来的，而且“设为问答”，也只是一端。
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批评现实通常是通过对现实作客观的具体的描绘，但有时也在诗的未尾揭示出写作的目的，这对于后来白居易的“卒意显其志”也有所启发。至于李白的抒情诗中那些出人意表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夸张，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它和汉乐府民歌的渊源关系。
综合上述所说，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解放。《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之作，便是指这一特色而言。对于诗歌的发展，这一点同样是很重要的。后代情感强烈的诗人，常从这里受到启发。李白的《战城难》，就是对汉乐府民歌的模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乐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乐府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