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汉朝社会的影响
武帝的对匈作战，在给匈奴造成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汉朝自身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所谓“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夏侯胜传》），简而言之，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八个字是也。
海内虚耗，指的是国家财用衰竭，自从武帝对匈奴用兵以来，高惠文景七十余年积储，一朝而尽。筑朔方城，“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到了元朔六年即和匈奴开战的第十年时，已经是“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而到绝漠远征时，情况已经恶化到“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的境地了（以上皆《汉书?食货志》）。
武帝时，曾大幅度改革财赋政策，这些政策包括：1、实行盐铁专卖，即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国有；2、平准均输，即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来垄断商品交换、控制物价：3、算缗和告缗，即征收财产税，有隐瞒财产着一经告发，几全部没收；4、增口赋，即提高人头税，将原先每人每年20钱提高为23钱，起征年龄亦由七岁下调至三岁；5、鬻爵，即出卖武功爵。
这些新的财政政策，几乎全部是搜刮财富的措施，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武帝一朝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国力透支的窘境。景帝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史记?平准书》）的盛世境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而武帝一朝的人口，也呈连年下降的趋势。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武帝在位54年，其中人口增长速度正常的年份，只有区区7年，人口增长低于正常速度的年份，为21年，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年份，则为26年。
据葛先生推算，武帝末年时人口总数为3200万，而其初年元光二年时，人口有3600万，两者相较，整整减少400万，减幅为11％。而以文景时期正常人口增长速度7％计算，则武帝末年人口本应为4758万，若以此算来，则武帝一朝人口损失高达1558万。因此，说武帝时“户口减半”虽然有水分，但绝非空穴来风。
武帝时人口减少如此之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连年战争，而且主要是对匈作战。从葛先生的统计表上明显可以看出，武帝初几年，都保持了正常的人口增长速度，恰恰就是从对匈开战的元光元年起，人口开始了低速增长。而到了后期，则几乎全部为零增长或负增长，由此可见对匈战争给社会所带来的破坏之巨。
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上流民大量出现，据葛剑雄统计，元封四年时，关东流民高达200万，当时关东总人口大约3000万，则流民已占总人口的7％，于是，“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书?酷吏传》），秦末之事几乎复现。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汉军的确取得了极大战果，对匈奴造成了沉重打击，连得河南、河西等地，逼迫匈奴远遁，从此漠南无王庭，使得匈奴由盛转衰，为日后匈奴的彻底覆灭奠定了基础。
但是，武帝的征伐，对汉匈双方都造成了损失，就汉朝而言，四十余年的对匈作战，严重消耗了汉朝国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使亡秦之事复现，所幸的是匈奴综合国力远逊于汉，虽然这场战争使双方国力同时衰落，但对人口不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匈奴来说，影响更大。
不过，终武帝一朝，汉对匈奴都不具有明显优势。从
军事
上说，在整个四十余年的战争过程中，汉军始终存在决策随意、敌情不明、天地不得的问题，虽然在个别战役中能够取得一些相当大的战果，但这基本上都是将士用命的结果，并不能掩盖汉军的这些缺陷。而且在战役过程中，纵然取得胜利，也往往是消耗战，己方的损失极为惊人。
匈奴经过武帝一朝的打击之后，虽然受到重创，但政治结构依然完整，军事实力并未崩溃，直到昭宣之世，仍有以数万骑寇掠汉边的能力，这说明，武帝对匈奴的打击虽然沉重，但远非致命。如果无限夸大武帝的作用，以为经武帝打击后，匈奴即处于败亡边缘，那是不对的。
钱穆先生言：汉武武功，实至昭宣以后始得遂成也。且汉武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计其所得，若不偿于其失。事实也正是如此，匈奴之不为中国患，始于宣帝时，汉之服西域，亦于宣帝时。
因此，若将武帝一朝的战争隔离来看，则其评价着实有限。只有结合宣昭二帝的内外政策，武帝一朝的对匈作战才具有长远意义。
当然，对于武帝来说，虽然他并未彻底灭胡，而且连年的战争也使国力完全透支，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汉朝臣服于匈奴的屈辱历史，的确是在他手里结束的，这又是他的伟大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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