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应对与责任
西方推动的逆全球化潮流，对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将有深刻影响。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考验。
中国经济得益于开放的经济模式，外需和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增长动力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移之前，自由贸易、贸易便利化、对外投资、吸引外资和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范式。
如果世界主要国家走向经济封闭、社会保护和孤立主义，去全球化成为主流，那么开放型经济的外部条件将难以满足，中国将面对一个与过去很不相同的外部环境，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二是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尽管从整体上讲，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未出现较大的收敛效应，但是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就业、缩小世界的贫富差距上成效是明显的，不仅如此，还造就了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成长。
由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经济合作的空间很大，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谋求发展的意愿没有减弱，而且愿望还十分迫切。
因此，平抑全球化逆动，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和强劲复苏，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是大国的责任担当。
全球化作为人类工业文明和市场机制发展的产物，单个国家意志难以全面控制全球化的进程，但全球化模式是由主要大国来塑造的，英国和美国分别造就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前者主要通过炮舰外交和殖民统治来维系全球化的秩序，后者主要通过制度压力和干预主义规范全球化进程。
世界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西方收缩全球化步伐的调整时期，也是全球化模式的转变时期。当代全球化进程将逐渐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主要动力，中国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有必要推动新型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形成。
其一，在理念上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理念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基础，强调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发展经济的平等权利，发展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意愿和权利。
各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往来、产业分工等经济互动相互促进发展，大国有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带动其他国家发展。
共同发展并不排斥全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相反地更加强调市场机制效用，不提倡市场分割和排他性的俱乐部性质经济机制，不赞成经济合作中附加的政治条件和价值观的约束，主张以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和与其相适应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以开放型世界经济谋求共同发展。
建立在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基础上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是中国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中国式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应在规则机制、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共同商议达成共识，应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上各尽所能共同建设，并对全球治理的成果和收益方公平分享。“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反对霸权治理和单一的西方治理，体现了多极世界的“善治”原则。
其二，在平台上打造G20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G20峰会是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在危机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化解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了“救火队”的作用。
危机过后，G20峰会表现为动力不足、议题泛化，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成果有限，这需要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协调各方利益，力促G20摆脱“清谈馆”的僵局。强化G20职能，建立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关键，中国应在贸易投资协定、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三，在行动上以共建“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转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国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主要成员，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合作等方面加强同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保持密切经济联系。
“一带一路”沿线集中了60多个国家，以“五通”建设为主要内容，将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深度互动创造条件，这无疑为全球化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也是世界多极化时期全球化转型的基础。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主导性力量，由于在传统全球治理结构中没有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结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服务合作和规范合作的机制创新，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标志性成果。
其四，在方式上力促大国协调均衡下的全球秩序。当前美欧收缩全球化步伐有不同特点，美国主要是对就业和收入问题，欧洲主要是移民问题，前者主要是对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质疑和否定，后者主要是对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移民政策开放的疑虑和不满。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讲，西方主要大国对全球化进程会表现得更加谨慎和保守，中国的关键在于协调中美、中欧等关系，加强与美欧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消减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阻碍。毕竟，一个美欧不感兴趣的全球化难以实现各国共同利益，一个仅有非西方世界推动的全球化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
扩展资料
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深层原因
大国既可以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可以是去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应该说，当前的全球化逆动，美国是主要推手。美国对自己推动的全球化规则体系开始改弦更张，民间反全球化的呼声向政府去全球化的政策方向逐步演进，主要动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缓解国内民众与精英阶层的矛盾。美国的中低产阶层收入的相对下降，以及日益增长的移民风险和恐怖威胁，引发了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治理政策的恐慌，特朗普现象就是美国民众对精英阶层和精英政治不满的集中反映。
二是避免对中国更有利的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作为多边体制的受益者，美国不愿再维持既有的多边规则体系，而转向对自身更有益的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
三是重塑更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全球化。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目的就是用能发挥自身优势的高标准规则限制和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将退出以TPP为代表的高标准贸易规则谈判，但其遵循的高标准理念不会就此废弃。
相反，一些新协议可能将以更加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重新定义”，未来新制度的塑造权之争仍然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当前全球化逆动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其推动的全球化主动收缩，是基于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满的反映，也是美国主导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趋弱的表现。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历史表明，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发展是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关键，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利益结构合理的全球化和权力结构协调的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