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
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13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
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另有相关图书。
毫无疑问，发端于14世纪、鼎盛于16世纪的
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思想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日出，其意义应当得到、事实上也已经得到充分的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质疑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在肯定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对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其基本的性质：文艺复兴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的节日，它首先是新兴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在这场运动中以人的名义要求自己利益的实现；因而，
恩格斯一方面将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称为“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另一方面又将他们称为“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这一论断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一个为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运动。法国现代学者米歇尔•博德就认为，“部分是根据宗教改革的思想，部分是由于在主权面前对个人权利的肯定，但大部分还是根据在伊拉斯姆斯、拉伯雷、蒙田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才确定了自己的方位。”〔2〕
那么，文艺复兴是凭借什么来为资产阶级打基础的呢？那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典型者如伊拉斯姆斯在《愚人颂》（1509年）中所充分肯定的价值取向：如果生活中没有感官快乐来调剂和平衡，那么人生就是一个令人讨厌、无法忍受和十分艰难的过程；人类是自己的强烈欲望和激情的囚徒；自负和阿谀奉承是幸福快乐的源泉；人越疯狂也就越幸福。美国雅克•巴尔赞在提到《愚人颂》时，特别提醒道：“愚人的父亲是财富之神普路托斯（那些把目前的‘物质主义文化’当做是我们时代的首创的人士，请注意了）。”〔3〕正是凭借对个人本位价值观合法性的确立，资产阶级才冲破一切宗教的、贵族社会的道德禁忌，正如
《共产党宣言》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4〕
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说，当然可以认为，文艺复兴为资产阶级社会打基础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与飞跃。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比起来，文艺复兴带来的道德问题毕竟是不能回避的，而这一点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文艺复兴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大行其道呢？除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外，14世纪后意大利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这些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于是他们乐于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称颂。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摒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具有戏剧性的是，罗马教廷当时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甚至要超过世俗独裁者，于是，他们也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去讴歌世俗的感性人生。
而风气与观念的更新影响了整个社会道德的存在状况。雅各布•布克哈特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著，其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状况的论述却不太为人注意，实际上这对于全面认识文艺复兴是很重要的。布克哈特认为，意大利在16世纪初已经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甚至最好的人也逃脱不掉。作者引证了许多材料，证明当时赌博、凶杀、复仇、淫乱、弄虚作假之事比比皆是，“犯罪看来到处存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布克哈特指出：“要是我们现在试图概括一下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性格的主要特点，如我们从研究上层阶级的生活中所知道的，我们将得到如下的一些结果。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里摆脱了一个国家的权威，这种权威事实上是专制的和非法的，而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今天是称为叛逆罪。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他用他自己的手来保卫他自己的权利。当他想要恢复他的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复仇，他坠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欲望，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做出他的决定。”“所以，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5〕
笔者在这里并无意用这一事实来贬低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只是认为，文艺复兴是有自己的历史逻辑的：当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这个社会必然出现文化与道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