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7-04
战国时期法家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佚”，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政治，处于战国末期的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现在所谓的法制），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这便是在人治时期中的法制，而非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于人大于权还是权大于人 。
经过五千年人治历史的仆仆前行，历史虽然给了我们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东汉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南朝宋元嘉之治，北魏的孝文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宋朝的庆历之治，明朝的永乐盛世，但都能没有长久的繁盛，罗贯中直击要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历史给了我们教训：人治远不及法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