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真是愉快享受。既似百科知识，又不乏生活趣味。
我看他写人间草木，写到马铃薯。说马铃薯是适于在高寒地带生长的作物，会退化，如果放到海拔较低气候温和的地方种一两年，薯块就会变小。喔难怪，难怪我们家南方的马铃薯那么小，多数只有鸡蛋大小。更小的甚至像鹌鹑蛋。所以我刚到北京时发现完整的一个马铃薯竟然那么硕大，真是相当吃惊。
我直到来了北方才最终接受马铃薯即为土豆的说法。在我们那里，马铃薯就是马铃薯，从未听说有人管它叫土豆。相反，土豆这个词在闽南语里直译过去的话其实是花生。我们从小到大就是那么认定的，从土里长出来的豆，无论如何也是花生胜过马铃薯来得贴切吻合啊。即便南方的马铃薯再小，也还没有小到归为豆类的程度。所以至今我还是不明白马铃薯何以是“土豆”而不是别的东西。
又不过，马铃薯也并非只是“土豆”。据说在内蒙、张家口它叫山药——天啊怎么会是山药；在山西它叫山药蛋——著名的“山药蛋派”原来竟是土豆派；在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人矫情，还要中西合璧一下，叫洋山芋——这一来我更茫然了，怎么说“薯”跟“芋”也是两大概念啊。
还据说很少有人叫得惯马铃薯的，那么毫不书面的闽南地区反倒文绉绉起来了——马铃薯在我们那里自然得像地瓜一样。至于它如何在口语中如此通俗，亦是不得而知，大概这三个字的发音都比较简单不拗口吧。
来北京之前，我是几乎不吃马铃薯的。最初我还屡次笑话北方同学们，说在我们家土豆都不是用来喂人吃的。可是在这里，土豆何其流行和家常。土豆丝、土豆片、土豆条、土豆块、土豆泥、土豆汤、土豆沙拉……各种形式的做法都有——拌炒焖炸炖烧，且各种口味都适用——酸甜苦辣咸，没有一样是我们土豆同志不能接受的。入乡随俗，我也渐渐爱上了这个不是用来喂人吃的土豆，常常用它炖排骨吃得津津有味。后来我非常迟钝地猛然意识到我相当热爱的各种薯片其实也是土豆（而非我潜意识里一直咬定的红薯）做出来的，顿时由衷地对它肃然起敬。看来土豆确实不该涉足温度不宜的南方，除了喂养牲畜，完全施展不了任何才华。而南方人，就那么心安理得简单粗暴地糟蹋了它，其貌不扬的马铃薯。
汪曾祺写他在沽源下放劳动的时候经常画马铃薯花，说它伞形花序，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或淡紫的。听起来很不错，想象满地田野开满了浅淡颜色的小土豆花，会是多么诗意且壮观的景象呀。奇怪我却从来没有见过马铃薯开花，难道南方气候太过温暖让它失去了开花的能力，继而长成那般袖珍的薯块？可是不开花又如何结果呢，虽然薯块貌似不能称其为结果——总之我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不过开花结果，汪曾祺确实是那么说的：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然后他就开始画薯块，说相当好画，想画得不像都不太容易。哈，确实，马铃薯长得足够简朴。他说他画成一种薯块，就把它丢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他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而像我如此愚钝无知的，即便有机会接触繁多品种，怕是也分辨不来彼此特征差异。
马铃薯的老家在南美洲，什么时候移民中国，大约尚无人考证，汪说觉得大抵是在明代——与郑和下西洋有些干系。至于马铃薯何时变成土豆，又变成山药洋芋等等，则更无从知晓。不过总之现在几乎遍及中国了，并且成为许多地区日常饮食中举足轻重的主角。不论麦当劳肯德基的炸薯条，还是农民自家的大烩菜；包括罗宋汤和土豆沙拉，离开了马铃薯就都做不成。这些都是我在南方时未曾意识到的，那个在我们眼里丑巴巴的微不足道的马铃薯，竟然如此神通广大。
关于罗宋汤和沙拉，汪先生最后那句话写得相当可爱：我希望中国农民也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这里他是拿“农民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这个事情来做比较的。大烩菜我没吃过，不晓得是什么味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罗宋汤和沙拉确实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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