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4-29
中西方传统美德的差异要结合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根源及其影响来理解............. 一 东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生活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不断创造 发展的过程。从空间角度看，文化祢散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时间纬度看，它又延续在整个历史长河之中。文化又是一个动态系统，内容十分广泛。文化按其所面对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与人关系的方面以及人自身的关系即灵魂与肉体方面。按形态来看，文化又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第二个层次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也就是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风俗以及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 中西方文化产生分别产生于中国和欧洲，是属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差异也十分明显。这种差异也就是此文化区别于彼文化的特殊性。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我以为更集中地反映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战胜自然。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圣经》。圣经所讲述的内容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的权力；人与自然是敌对的； 人要在征服自然的艰苦斗争这才能求得生存。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们都不愿意花力气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与战胜自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可分为三种，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服从自然说；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征服自然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周易》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_________有男女 2内容：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也要服从这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界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就是天人的协调。 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注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期间，西方家庭公社的原始纯朴性质保留比较多，公社虽然处在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但是权力受到限制并且经过选举产生。家庭的最高全力集中在家庭会议，这就保证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不致受到压抑和剥夺。相比之下，在中国从殷周时代开始，家庭公社就处在家长的统治之下，这不仅使得同居共财的共产制严重变质，而且使个人自由受到严重压制。其次，西方家庭经历了一系列进步性的演变，虽然罗马的家庭包括奴隶在内，但是这种家内奴隶制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就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家长制在封建社会广泛盛行，父权、夫权变本加厉，不断强化。再次，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希腊罗马的男子们虽然常常占有女奴，但是没有发展出一夫多妻制度。在中国，一夫多妻制一直在富人和显贵人物的家庭中流行。中国家庭本位的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中国这种家庭伦理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互尽义务的关系，一是单向服从的关系。前者对于实行同居共财制的家庭来说是必要的，后者则属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西方的个人本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而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第三，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教化去“协和万”。西方在民族方面讲究竞争、讲究斗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甚至统治世界，而这些思想往往被当权的统治阶级采纳并付助行动。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华夷”之别。但是，这是首先文化高低之别，特别是有无道德礼教之别。其次，诊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则采取“顺俗施化”的政策。当然，中国的民族伦理和民族政策也具有明显的封建烙印，这主要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表现为追求以华夏为中心的“四夷宾服”的理想。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它不是以征服为手段而是以道德教 3化为手段追求“协和万邦”。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二 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 东西方文化各自特点的形成，是有其形成的客观原因与条件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的这段精彩论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首先是人们代数和的自然环境的不同，然后才有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不同以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并由此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 所以，从根本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首先是有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因为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也由此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心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的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农牧混合经济。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而欧洲则基本上属于农牧混合经济，游牧经济的典型代表是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特别是蒙古的草原民族是以游牧为主的单纯游牧经济。 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的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从原始社会经过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强因此这些国家的进化速度也就最慢。相反，游牧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差，他们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分合多变。农牧混合经济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稳定性来自种植业，可变性源于游牧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367页）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即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欧洲的农牧混合经济联结的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导致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产生了近代的民族文化。 中国与欧洲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中国与欧洲在面积和纬度上相近，但是作为生产物质基础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欧洲有广阔的平原、地形简单、交通便利、雨量充沛。这个是多山国家，山岭纵横、交通阻隔、气候复杂。中国由于平原面积小，需要广大牧场的畜牧业很早就开始被小块恳挚的种植业所排挤。同时由于水面不多，渔业也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从战国时代起就可是形成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 在古代社会技术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技术结构对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农业商品化生产发展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首先是生产对象本身需要的工时不同。例如欧洲人用葡萄制酒，中国人用谷物造酒。葡萄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其种植要比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费工少有利于水土保持。其次是不同的耕作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有不同的后果。精耕细作、灌溉为主的的单一农业，有土壤贫瘠、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严重问题。年复一年， 环境恶化，改土改水工程效益递减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不断增加。 农业经济对生产分工和商品化进程的影响也大不相同。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以家庭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男耕女织，养猪喂鸡，从种植棉花开始到纺织织布基本上都靠自己的劳动。煮饭蒸馍全系家务活动，不需要烤面包的作坊。中国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不得休息，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方面造就了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狭隘自私的意识，形成了排斥协作的小生产传统。马克思在谈到东西方农业生产 的差异时，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共同水利工程的需要，“在西方，例如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广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页） 中国历史上修长城、开运河、治理黄患等浩大工程都是以大规模的无偿地征集民力，以直接统治关系为经常的简单协作。这些工程虽然从经济效益上看促进了农业生产，但是从经济组织上看不但没有促进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反而强化了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相比之下，欧洲农、牧、猎、林混合经营的庄园经济结构，生产活动有天然的分工。庄园虽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但是庄园内部有分工与协作。由于皮革、羊毛和亚麻的加工比棉花困难，所以在逐渐从庄园转移到城市的作坊集中加工过程中没有遇到中国那样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 中西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差异，还反映在对商品的需求与社会体制上。古代欧洲的农业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同时农牧兼营，食品以肉制品以及奶制品为主，劳动量小，营养价值高，但是不象粮食那样容易运输与保存，于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农牧混合经济限制了统治者聚敛的程度。欧洲贵族在庄园而非在城市之中，有的国王甚至没有固定的首都，带着随从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庄园。同时，无论是庄园主还是教会，向庄园 佃农所征收的税额大都在十分之一左右，远远低于中国二分之一以上的田租率。欧洲统治者不存在象中国封建统治者那样的横征暴敛，其原因不是欧洲统治者的慈悲，而是无法长期保存肉类和奶制品，所以其征收实物的数量也只能以适时消费为度。也就是说，是经济结构本身的性质对统治阶级的行为产生了限制。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区域中心城市的大量积谷。欧洲历史上战争的规模之所以远远小于中国，也可以从积聚粮草的困难来理解。骑士作战是自行装备，自带仆从，远征军必须驱赶大批牲畜同行。所以，战争规模不大，且有多在夏秋两季进行，同时无法持久。 其次，牧业经济不能够完全自给，于是产生了对外贸易的迫切需求。财富的集中首先要求物质的储存。同时，国王与教会都从生活必须品的巨额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而竭力保护和发展商业贸易。相反，中国的贸易主要是以宫廷喜好的珠宝药材等奢仕品为住，贵重量小，便于运输，但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另外，从战争的目的来看，欧洲的战争多发于贸易，而中国的战争多是为了土地的争夺。所以说，中国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结构限制了古代对外 贸易的发展，强化了封闭的经济结构。 总之，由于中西方生活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因此也就必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格与传统。 三 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对教育的影响 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在文化传统对人们的影响当中，最主要的更深层次的还是对人们的意识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包括由此形成的行为规范。 这是为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和实物形态的文化不同，它是凝结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同时又为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具体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定民族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是通过该民族的具体的人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民族文化共性的反映。同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之中，所以他又受到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与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每 一个人在是其所属民族文化的载体的同时，又是该民族文化传统的携带者与表现者。 于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处于这样一个矛盾之中，即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文化长河的无限性的矛盾。也就是说，的当我们将一个人看作该民族文化载体时，随着个体的消亡其所载的那部分文化也就随之消亡了。所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观念形态文化的这种矛盾只能通过教育加以调节。所以，教育在传播延续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在创造和发展着本民族的文化。这是为教育的功能所决定的。与此同时，教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从广义上讲，教育如同文化一样，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就是时代性，特殊性就是民族性。教育的这种民族性也就是该民族教育区别于其他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这是为其民族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为其民族文化传统与特质所决定，都带有该民族文化传统的标识或烙印。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教育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当然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烙印。在这里，仅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角度，谈谈中国传统观念对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是在这个历史上形成的，经过不断地创造和革新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教育之中的教育思想和意思，同时以新的形式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这些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重道德而轻功利。《大学》指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认为教育的目的“皆所以明人伦也”，即遵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与之相配套的的观念是义利之辩。即重视基本的道理法则，轻视对具体事物的探究。孔子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于喻利”。将道德动机置于功利目的之上，构成国人治学、处事的传统。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虽然都很重视教育，但是他们所重 视的教育主要是教育的教化功能，诚如孟子所言，“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所重视的仅仅是把教育为一种手段，以此来教化民众，以期使之成为驯服的臣民。这种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的教育。 其次，重整体而轻个体，重和谐而轻竞争。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个体至善达到整体至善。治人是修己的成果延伸，同时，修己又是治人的前提。强调协作互助，强调集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应该说，这种思想观念有着进步积极的一面，有利于培养受教育者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养成团结互助的精神。但是，由于对个体的利益却关注或保护不够，对竞争的本质认识不足，因而往往将主张合理的个人利益视为个人主义，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 第三，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如果说封建统治阶级重视教育是为了强化阶级统治，那么学子读书的目的则就是为了入仕为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作官”，求学一直是与为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学子求学的根本目的。这种观念在现今教育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激烈的升学考试竞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这种官本位的意识还表现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师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按长官意志办教育”，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缺乏民主机制，校长（院长）责任制变成了校长（专制）专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