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生态系统退化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着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A.D.Bradshaw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毛泽东(1956)在着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着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000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

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2002b)。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etal,2003)。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

三、人口城镇化、生态自然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如果地球上没有了人，自然生态系统重现生机是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国际上普遍认为干旱区、半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为1人km-2，而我们超过了2人km-2。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蒋高明等,2003)。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国家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里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费用集中起来，他可能每年就有1万多元，仅这个费用就足够他过上小康的生活。没有了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我们以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必须是释放这种自然力。具体地，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的向外转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中国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如果持续鼓励民工离土，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试想，如果那450亿是从当地的土里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牺牲多少环境做代价呢？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转移国内587座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担着接收退化地区迁移人口的重要任务，这些城市宜定位在现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还有更多的容人空间，尤其在西部地区，因为原来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为主的城市更具备潜力，因此西部的经济战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与矿山优于东部，可以为东部的经济持续增长输送动力和原料，而这一些需要人来做。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这样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乡镇转移在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共有建制镇19692个。然而，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内蒙古阿拉善盟现有人口中，城镇人口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农牧区人口只有6万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现有的耕地面积尚可搬迁安置牧民1.6万人。而农牧区人口中,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只有3万多人,需要搬迁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迁转移牧民人口1.7人，进入镇区的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等为主。这些措施无疑都大大促进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态保护(伏来旺,2000)。

再看浑善达克，没有了人的压力，这里的自然恢复更易实现。中国科学院连续5年的实验充分证明，这里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种树、也不用种草，自然力完全能够胜任恢复退化生态的任务(蒋高明,2002a；刘美珍等,2003)。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坏的因素只有3万多纯牧民，而利用正蓝旗的上都高勒、桑根达莱和哈毕日嘎三个镇就可以将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他们退出的土地仅利用其中的100万亩高生产力的塌拉发展草产业就可以获得6000多万元的纯收入，建设成上万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的、没有围栏和人工干扰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来发展旅游的潜力更大，而该旗目前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而国家给该旗的生态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5000万元。可见，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土地是能够升值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她和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