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在中央政府中，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宰相只负责中书省(所谓‘中书主民’)，另设枢密使(枢密院长官)主管兵权(只有奉旨发兵的权力,无权实际统率军队)，而主财的三司也不需要向宰相负责,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宰相之下还有实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进一步对相权形成制约，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任命必须出于朝廷为其一，多用文官为其二，几乎重要的州府都有皇帝直接派出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为其三，使地方官的任何离心行为都需要冒比唐代大得多的风险。而且，官，职分离，有官不一定有权，官职在多数情况下只代表俸禄的多少，而权力往往以临时任命的方式授予必须的官吏。最后，地方财政由中央直接派遣的转运使主管，从人，财两方面遏制了地方的尾大不掉，同时也必然造成了大量的冗员，同时，由于三年一升迁制度的普遍实行，使‘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冗员数量无限扩大，这一切，造成三冗之首。
自‘杯酒释兵权’以来，有宋一代对兵权的集中十分重视(同样也是吸取唐代的经验)不仅禁军受皇帝直接指挥，精兵往往收归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轮换频繁，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训练松懈，战斗力低下，不凑巧的是，夏辽等国则在同一时期相当强大，为解决此问题，宋所采取的政策是增兵，但实际战斗力却没有什么提高，于是再战败，于是再增兵，形成恶性循环。宋代初期采取的是募兵制，即百姓出钱，政府招兵(这实际上是当时条件下为提高战斗力，使军队职业化，训练系统化的一个必然，可惜的是，在不合理的兵制下，这些兵往往全无战斗力而成为地痞流氓逍遥自在所在)，以后因太大的经济负担，不得已又部分采取了征兵制，使百姓在交过钱后仍需当兵，从而激化了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有宋一代最强的兵，实际只出现于北宋灭亡，中央政府失控的年代(如‘岳家军’,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
此两冗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加上战场上一连串的失败，形成冗费(第三冗)和积贫积弱的两若后果。
其实，在此三冗两积之外，另一个带来变法压力的是宋代的土地制度，宋代初期一百年，对土地兼并持支持态度，土地易主之频繁，为前所未有，此政策一方面刺激了一定程度上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土地越来越集中于特权阶层手中，而这一阶层，凭借法律所规定的赋税优惠，或是凭借与地方官吏的勾结，往往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地方财主与中央财政的矛盾。
最后一个大的变法动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压力)是来自地方官僚集团，在高层官员频繁的调动中，或为私或为公，他们总要依赖较为熟悉地方情况的基层官僚组织或是，大地主，这种地头蛇的势力，使有宋一代许多的乍看不错的政策都成为了一场对百姓的灾难，一旦变法措施有任何可趁之机，他们都不会放过，虽然宋代的监察，审计制度变化多端，但始终不足以触动这些人的利益，也许，这是集权专制社会的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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