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为什么要阻止曹操称帝?他为什么对一个快灭亡的汉朝忠心耿耿?曹操杀死荀彧后是否痛哭流涕?

最好有史书旁证,不要靠新三国的理解...感觉新三国蛮矛盾的

  下面有篇论文《辅佐曹操二十年的干臣荀彧究竟为何要自杀》你看完或许也就明白大半了,荀彧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会死。

  核心提示: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 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 宗延二纪之祚, 岂非荀生之本图, 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 裴松之外, 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 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 的个人行为, 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 正如范哗所言: “士虽以正立, 亦以谋济。 ”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 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 最终是要“归 成于正”的。 本文摘自《贵州文史丛刊》 作者: 本文摘自《贵州文史丛刊》2009 年第 2 期,作者:李磊 一、关于荀彧之死 建安十七年(公元 212 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关于他的死,袁宏 《后汉纪》 卷三十、 陈寿 《三国志》 本传称其“以忧薨”, 而裴注引 《魏氏春秋》 则记为“太 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范晔《后汉书·荀彧传》所载与《魏氏春秋》 略同。尽管诸史对荀彧之死的记载不一,然而不论是认为他死于“忧”抑彧是认为他死于 “药”, 均是将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 加九锡的必然后果。 荀彧自初平二年(公 元 191 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 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 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 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 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彧死讯在吴、蜀的流传,从中可见时人对荀彧之死的看法。 兹引于下: “(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孙) 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袁晔为孙吴名士袁迪之孙。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 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彧死讯流传吴、蜀之事必有所本,应非杜撰。《献帝春秋》一书 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与信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 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彧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彧、并将荀彧之死当 作忠于汉室(不肯杀献帝皇后伏后), 可见荀彧在曹操统治区具有一种忠于汉室的形象。 误传 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 才会继而“露布于蜀”。 刘备之语亦表明他认可荀彧对汉室的 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荀彧虽为曹操谋主,其忠心汉室的 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我们还可从荀彧死后汉献帝的表现来佐证这种看法。据《后汉书·荀彧传》载:“帝哀 惜之,祖日为之废谠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识乐,然而汉献帝因荀彧之 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上“废谯乐”,足见其对荀彧“哀惜”之情。而且无论是《三 国志》还是《后汉书>,均在荀彧死后表述 “明年,(曹)操遂为魏公云”,意在凸现荀彧 给曹操晋爵魏公所带来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晋爵魏公。 后世关于荀彧之死的论议,也大多承认荀彧忠心于汉室。然而,令论者难解的是,荀彧 既忠心于汉,又何必辅佐曹操,这岂非自相矛盾吗?这引发了历代论者长时间的讨论。 《三国志·荀彧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 汉祚; 君臣易位, 实彧之由。 虽晚节立异, 无救运移; 功既违义, 识亦疚焉。 ”“世之论者” 对荀彧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 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为晋宋之际人, 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 所谓“世之论者”当指这一时期的议论 者。魏晋南朝士族一脉相承,祖宗人物之论与家族地位甚为相关,尤其是在门第升降之时更 是如此。颇疑此“世论”与晋宋之际的特殊政局有关。当时门阀政治的条件消失,旧有的家 族格局处于变动之中,荀彧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讼魏晋封爵排位旧事,“凡所奏劾,莫 不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还“常自衿荫籍之美”,对琅邪王弘说:“天下膏粱,唯使君 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宣明”即时为执政的陈郡谢晦。对于荀伯子的做法, “世人以此非之”。对荀彧之“讥”,彧许便是时人对荀伯子“深相谤毁、彧延及祖祢”的 报复。 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 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 为忠乎?”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 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 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 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 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 晋爵魏公的行为。 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 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 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 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 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 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 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 对“汉室”, 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 与第一类看法相比, 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 的色彩,也更显深刻。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 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 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 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 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 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二、汉末士大夫的匡复之志 东汉朝廷在经历了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后已名存实亡,然人心仍维系于此。袁宏说: “汉自桓、 灵, 君失其柄, 陵迟不振, 乱殄海内, 以弱致弊, 虐不及民, 刘氏之泽未尽, 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 虽然袁宏以“虐不及民”解释人心归汉尚待商榷, 但他敏锐地看到了士大夫阶层仍旧希 望在汉朝的名义下恢复统治秩序的心态。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 阎忠曾劝执掌大权的皇甫嵩行 不臣之事,皇甫嵩以“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而严加拒绝。董卓乱政后,袁绍等关东诸将因 不知献帝存否而推刘虞为主,刘虞亦以“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加以斥责。 即使是到了群雄并起时代, 欲代汉者均遭强有力的反对, 而且反对声往往来自其亲友彧 僚属。如袁术在给旧友陈珪信中显不臣之意,陈珪即答:“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 也, ……以为足下当劝力同心, 匡翼 汉室, 而阴谋不轨, 以身试祸, 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 尚可以免。”待到袁术欲称帝,其僚属“众莫敢对”,以消极的态度表明反对的立场,主簿 阎象更直接言明“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进行劝阻。时为袁术下属的孙策,已据有江 东,亦写信劝谏袁术忠心于汉室: “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子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 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 袁术称帝后欲联姻吕布,陈珪以“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来恐吓吕布,于是 吕布便械送袁术使者至许都。 再如袁绍并有四州之地后也想代汉自立, 借主簿耿包之言试探 军府僚属,然“议者以(耿)包妖妄宜诛”,袁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耿)包以弭 其迹”。 汝南袁氏“树恩四世, 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东汉门生故吏与师长故主的关系有如君臣, 即使如此。袁术、袁绍代汉自立之意却屡遭僚属广泛而坚决的反对。若将荀彧劝阻曹操晋爵 魏公之事与上述诸事作一比较, 便会发现其间的相似性: 一方面作为僚属, 能够忠心于府主, 如荀彧为曹操僚属,屡次挽救曹操集团,用曹操的话说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另一方 面,当府主显露不臣之心时,又坚决反对,荀彧甚至是不惜生命。这种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 作所为实乃当日士大夫之普遍选择,绝非立异之举。 我们还可以比较他们在劝阻府主时的言辞。荀彧所言为: “曹公本兴义兵, 以匡振汉朝, 虽勋庸崇者, 犹秉忠贞之节。 君子爱人以德, 不宜如此。 ” 此语将曹操所获之权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汉朝”上, 再责以“忠贞之节”, 其逻辑 正与陈珪从反面警告袁术不要“阴谋不轨、 以身试祸”、 孙策从正面奉劝袁术要“效忠守节、 以报王室”相同。“匡振汉朝”在当时语境中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曹操在用荀彧计奉迎汉献帝之后,曹操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袁绍要南攻曹操, 沮授认为“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而当曹操将征袁氏所据 之冀州, 张承却认为“汉德虽衰, 天命未改, 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 虽敌百万之众可也。 ” 可见“汉朝”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诚如袁宏所言,“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 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 三、“择所归附,待时而动”——士大夫实现匡复之志的途径 择所归附,待时而动”——士大夫实现匡复之志的途径 摆在士大夫眼前的问题是。 东汉政权已然瓦解, “匡复之志”并不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力 量来实现。他们所习惯的、适应于统一政权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没有认识到时 局的变化,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维护汉天子的权威,往往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董卓乱政, 忌惮握有兵权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 于是以汉帝的名义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 尉,实为解除其武装。皇甫嵩忠于皇命,不顾现实而应征,遂使关中、陇右皆成董卓的势力 范围,反而助长了董卓的气焰,使朝廷局面更加不堪。董卓死后,汉献帝在关中被李催所控 制。 陶谦等关东诸将推朱倘为太师讨李催迎天子, 李催亦以朝廷名义征召朱俏。 朱儁认为“以 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不从陶谦而赴长安。与此同时,司徒王允在朝廷与李催 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别出任左冯翊、右扶风,为朝廷外援。李催欲杀王允而先征宋翼、 王宏入朝。 王宏认为“以我二人在外, 故未危王公, 今日就征, 明日俱族”, 但宋翼坚持“王 命所不得避”而应征,于是二人人朝旋即被杀,客观上纵容了李催等为乱关中。 可见,当朝廷之名为权臣所窃,迂腐地尽忠实则是遂权臣之意、陷朝廷于更加不利的境 地。因而欲行匡复之事,首先便要直面乱世,在当时的政局中,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 力量,就成为那些试图中兴汉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选择。 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 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 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所以 主张“择所归附”。然而“归附”的目的在于 “待时而动”,最终要“如志”即实现匡复 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 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荀彧洞察时局,“择 所归附”是择强而仕,其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可见,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建立 简单的府主与僚属关系, 彧者私人依附关系, 其间隐含着政治合作的意图。 故而, 范哗论曰: “察其定举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范哗将 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 “崇明王略, 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 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有笼络人心之嫌,但观其本心,实 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 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 能为累,明矣”。 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 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 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 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 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 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 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 终是要“归成于正”的。 四、士大夫的两难处境与荀彧之死的必然性 虽然士大夫“择所归附”,想要“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但是割据群雄有着 自己的政治立场, 未必会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同心同德, 这是士大夫在“以谋济”的过程 中所无法控制的。诚如范哗在《后汉书·臧洪传论》中所言:“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 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豪雄以“利势”为依归 实与士大夫以“守义之心”、力行“匡佐之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在袁绍统一河北的战争中,臧洪以孤城力抗袁绍。他在回复陈琳的劝降信中指责袁绍 “实且欲一统山东……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 他对比自己和依附袁绍的陈琳: “足下徼利 于境外, 臧洪受命于君亲, 吾予托身于盟主, 臧洪策名于长安”, 则更标明袁绍之自立不臣, 与士大夫忠于汉室、 义存君父的立场绝不相容。 除了政治立场的根本对立, 更关键的是, 士大夫无法车导割据势力的发展方向。 袁宏、 范哗、 裴松之都看到了此时士大夫的两难境地。 袁宏说,“荀生之谋,谋适则勋隆,勋隆则移汉”;范哗说,“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 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 不仅如此, 依附于割据群雄的士大夫甚至连人身权利上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曹操集团中, 据《三国志·何夔传》记载,“太祖(曹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 誓死无辱。”豪雄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时能以一己之意诛杀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 罚为徒隶,曹操使人视之,崔琰“辞色不挠”,曹操就下令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 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怀怨恨而处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内不 悦”,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狱中。后来陈群在与崔林论冀州人士时,以“智不存身”来 贬低崔琰, 崔林辩解说“大丈夫为有邂逅耳”。 崔林的辩辞透露出对自身命运无从把握的无 奈。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 加九锡之事“遂寝”, 而曹操“由 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对于荀彧之死的意义,范哗认为“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认为是对 个体道德的忠实履行。裴松之则特别看重荀彧之死在“志行义立 ”问题上对当世与后世的 教育意义:“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 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全大正於当年”显然是将荀彧之死看作是并世士人 的道德宣示,“布诚心於百代”则是从道德宣教的角度赞扬荀彧之死的历史意义。 范晔、 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 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 ”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 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 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 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 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面对“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 非汉有”的局面,荀彧试图借助曹操的力量、曲折地实现政治抱负。荀彧所走的这条道路也 是汉末怀抱匡复之志的士大夫一般所选择的道路。 当割据群雄企图代汉自立时, 士大夫即便 身为僚屑、 与豪雄有君臣之义, 但仍旧会坚决地阻止、 以期延续汉祚。 当曹操试图晋爵魏公、 加九锡、刘氏之宗社将沦的危急关头,荀彧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使其事“遂寝二,便是汉 末此类诸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荀彧以其生命绘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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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4-15
作为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为何又要在曹操晋位魏公时反对呢?当然荀彧决不会认为曹操是国贼,他辅佐曹操就是为了让其有汉高祖那样的基业,当时的时局已初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要想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必然要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军事、政治策略和手段,而天下民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曹操在此时晋位国公,要加九锡之尊,仪仗和起居要与天子等同,也许天下人就会相信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形象。正如荀彧在进言中所说:“丞相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所谓名正言顺,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必然会导致失去民心,而且还让孙、刘有了攻击他的借口,严重的话会影响到统一大业,所以他出面阻止。
痛哭流涕史书上没说,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对大臣的九种赏赐,有车马、衣服、乐器、武士、弓矢等,这是对大臣的最高礼遇)。荀彧认为:“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因此惹怒了曹操。

同年,曹操征孙权,让荀彧到谯县劳军,荀彧到达以后,曹操乘机把他留在军中。封荀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曹操军至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不久忧虑而死(关于荀彧的死,史书上还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曹操赠送食物给荀彧,荀彧打开食器,见器中空无一物,因此迫服毒自尽),时年五十岁。谥敬侯,其子荀恽嗣,后官至虎贲中郎将。第二年,曹操进封魏王。
第2个回答  2012-04-15
荀彧是终于汉室的,从头至尾,荀彧辅佐曹操都是人为曹操是匡扶汉室的良臣,但是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荀彧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因此惹怒了曹操。
  同年,曹操征孙权,让荀彧到谯县劳军,荀彧到达以后,曹操乘机把他留在军中。封荀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曹操军至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不久忧虑而死(关于荀彧的死,史书上还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曹操赠送食物给荀彧,荀彧打开食器,见器中空无一物,因此被迫服毒自尽)。
曹操是非常爱惜人才的人,荀彧是曹操帐下首席谋臣,杰出的战略家,被曹操称赞为“吾之子房”,而两人的共事多年感情也异常深厚,合作却是有始而无终,曹操当然伤心,痛哭流涕属于正常的。
第3个回答  2012-04-15
简单说,荀彧一直认为自己的“汉臣”。他虽然是曹操的手下,但是他给曹操服务的前提是曹操当时是“汉相”,如果曹操称帝,那么曹操就成了“汉贼”。作为“汉臣”,荀彧是不想继续跟随曹操的。
相当于皇帝是大老板、曹操是主管、荀彧是员工。他认为是大老板给他发工资的,如果主管为大老板服务,那么他听主管的话。现在主管要跳槽或者自立门户了,叫这个员工一起去,但是荀彧喜欢原来的单位,不想一起辞职。所以他不听曹操的话了。
第4个回答  2012-04-15
他是“拥汉”的;这是个人信仰,再者任何朝代快灭亡时都有忠心耿耿的人;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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