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非洲猪瘟极大减少了生猪供给。2018年8月始发的非洲猪瘟疫情是近年来对生猪养殖行业最大的疫情冲击。 2018年8月1日，辽宁沈阳暴发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非瘟随后迅速蔓延。
东北、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是第一波疫病严重暴发的区域，受禁运和恐慌性生猪抛售影响，六地猪价在2019年春节前达到最低点。例如，江苏从最高点16元/公斤降至最低点11.5元/公斤，降幅28%。
没有具体统计数据披露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供给的影响，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分析师预测生猪出栏数最低可能同比下降20%，我在海安的抽样调查结果也较为类似。本次非洲猪瘟疫情使得占据我国养殖户很高比例的中小规模养殖户元气大伤，用“灭顶之灾”也不为过 。
而且，猪肉供给增加或产能恢复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它受制约于猪的特定生长周期。本次调研得知，一般后备母猪发育成为能繁母猪，大约需要4个月；能繁母猪从怀孕到产出仔猪，又大约需要4个月。
15公斤仔猪长成115公斤标准的出栏猪，还大约需要4个月。因此供给缺口的弥补需要以年为单位。调研养殖户认为，产能缺口的完全弥补大概需要2~3年。
二是2014年生效的畜禽养殖业规范政策短期内减少了生猪部分产能。为解决畜禽养殖业布局不合理、种养脱节，部分地区养殖总量超过环境容量等一系列问题，2013年国务院发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并于2014年实施。
该办法强化了养猪场的环保标准，全国大多数地区在执行过程中又制订了各地标准，对禁养区内猪场进行“拆迁”，部分养殖户鉴于环保成本考虑退出行业。国家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4年前全国生猪出栏数每年增长约3%，2000万头。《条例》实施后一年，全国生猪出栏数下降约4%，3000万头。
三是国产猪肉可替代性相对较小，完全进口替代也不现实。国产猪肉的替代品包括其他畜禽肉、境外进口猪肉两大类。在猪肉价格上涨过程中，羊肉、牛肉、鸡肉也有一定幅度上涨，但涨幅远小于猪肉，部分发挥了替代效应。由于传统消费习惯原因，替代效应一般。
20%的供给下降，折合全年约1.4亿头生猪或1000万吨猪肉。这两年我国进口量有所增加，数据显示2019年净进口猪肉291万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供需缺口。但考虑全球第三大猪肉产地美国全年猪肉产量才1170万吨，继续大幅增加猪肉进口并不现实。特别是猪肉类进口依赖冷链运输，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
综上，我们可以用经济学D-S曲线演绎本次猪肉价格的变化过程。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提升，对于猪肉需求从D0曲线右移至D1曲线，对应猪肉价格为P1。
禽畜养殖条例的实施少量减少了猪肉产能，供给曲线从S0上移至S1；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肉供给大幅下降，供给曲线进一步平移至S2位置；在替代效应和进口因素影响下，供需缺口略有缩小，S2平移至S3位置，对应猪肉价格为P2。
扩展资料
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规模养殖业。本次调研发现，海安同步存在大、中、小（农户）三类养殖企业。
大型规模化养殖企业优势十分明显：
1、是大型规模化养殖企业设施非常现代化，具有严密防疫体系、防控技术，更利于疫情防控。
2、是生猪养殖看似传统行业，实际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型养殖场更具有规模效应，根据海安地区两家1000头以上养殖户的测算，目前阶段生猪养殖成本在1300~1400元/头，比小规模农户测算的1500~1600元/头要低。
3、是集中养殖更利于环境保护和规划。
二是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尽管江苏调研农户对畜禽环保政策没有提出特别意见，但查阅前几年的新闻，其他地区政策实施较为偏激时有报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8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坦陈，去年以来由于一些不合理的限养禁养措施，生猪产能受到了一定影响。
也正因为此，2019年9月6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召开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视频会，要求各地严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名义，利用禁养区划定搞“一刀切”。
这两年，各地政府通过简化和放宽环评等措施，加大对生猪等主产区政策支持力度。从条例实施前后情况来看，相关政策需要注重前瞻性、连续性、严肃性。
三是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作用。尽管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单猪盈利创了新高，但不少养殖户对于猪瘟疫情还是心有余悸。调研中一李姓养殖户表示“养了80头小猪，全部一网打尽。现在价格高了也暂时不想养了，有点怕了”。这样的情绪在小规模养殖户中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