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1923年出生于温州，1937年开始在粟裕任校长的闽浙抗日干部学校学习，不久便转入温台地区的地下斗争。他和北京文坛的缘分要从1950年起在北京人艺和北京文联工作开始。那时，他担任老舍的助手。“老舍委派他去农村搜集素材，协助采访。他也帮老舍先生誊写材料。”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说，当时老舍就非常看好他和汪曾祺。 林斤澜的成名作是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姑娘》。北京作协主席刘恒记得，“我17岁时在当兵，正是文学意识萌芽的时候，在连队里一本《人民文学》上看到了这个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刘恒说，《台湾姑娘》文笔细致，人物婉约动人，是灵感充沛之作。“这种精确细腻的手法，是林老文学的标志，渐入老迈之后又添了空灵之气，境界便越发旷达了。他的小说和杂文造诣极深，大家开玩笑，说他成精了。”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头像》、“矮凳桥风情系列”等当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代表作的问世，林斤澜被文学界誉为“短篇小说圣手”。他主张小说创作要“无事生非”“空穴来风”(强调小说的虚构性、想象力)；“有话则短”“无话则长”(现实中经常存在的就不要说了，因为有新闻等其他文体来说；如果别人常说，我就不说了，要创造)；“以小见大”“小说说小”(强调从小处着眼，强调小说的细节，切入点要小，强调小说艺术的特殊性)。
在北京晚报中，写了一篇《春风》。 甘居文坛边缘 固守文人寂寞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林斤澜的创作别具一格。早期，他善于在短篇小说中表现深广的社会现实内容。新时期以来，小说潮流更迭变幻，林斤澜不合群、不跟风，坚持独树一帜地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
林斤澜喜欢在创作中进行语言探索。不同风格的语言在他的笔下交融，锻造出简约凝练的语言。《十年十癔》京味较浓，文笔练达，而作为一名温州籍作家，他又把温州话化入文学语言之中。汪曾祺曾评价：“林斤澜不但能说温州话，且深知温州话的美。他把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我以为是成功的。”
人们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放在一起谈论。两者的创作风格其实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甘居文坛的边缘，固守文人的寂寞，在文学创作中诚挚地继承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作家何立伟曾写道：“对上一代作家，（叶）兆言与我有同好，惟特别喜欢汪曾祺老与林斤澜老。他们的作品皆是高品，而且极个人、极风格，少有人能比肩。” 林斤澜爱喝酒，爱喝高度白酒，这点文学圈内无人不知。
在林老家里，有两面格外“饱满”的墙。一面从上到下都是书，一面从上到下都是酒瓶。甚至卫生间的壁灯都是酒瓶形状的。这个家的设计者是林布谷，她也是父亲忠实的酒友之一。
“我上人大新闻系时，老师说得接近生活，让不想和你说话的人能和你聊天。我就跑到街上卖高粱烧酒的柜台边，一边喝一边和老大爷们聊天。”布谷说，父亲发现后来了一句，“回家喝吧，我陪你喝。”于是乎，爷俩几乎天天对酌。“爸爸说，真正的好酒要下到喉咙管，你在那转口才能体会到它的味道。”
林老和朋友聚会，和晚辈谈文学，也都是无酒不成书。好友汪曾祺晚年时医生不让沾酒，可林老还和陈建功一起拉他出来偷偷喝。
因为爱喝酒，进而喜爱收集酒瓶，这个爱好让很多朋友都记在心上，于是“酒瓶给斤澜留着”成了朋友们酒干席散时常说的一句话。刘庆邦本来约定昨天下午去看望林老，没想到晚了一步。“前阵子，我从河南带回一个酒瓶子，还没来得及捎给他，他就走了。
林斤澜一生爱酒。他身体健硕，极少醉酒，善饮在文学界是很出名的。他家中摆放着一整架子的酒瓶，常常与朋友开怀畅饮。很多人和他喝酒交往，但始终不知道他的酒量。陆文夫逝世后，林斤澜曾对程绍国说:“晓声走了，曾祺走了，现在文夫也走了。人说我们是文坛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个我了。”而如今，这剩下的一个文坛“酒仙”，也杳然而逝了…… 林斤澜的老乡、作家程绍国曾撰写了一本《林斤澜说》，记录了林斤澜生前的许多故事。林斤澜一生淡泊名利，创作却始终没有搁下。年届八十高龄，依然有文章问世。他的好友曾劝他不要写了，成就已经够了，该是爱惜身体、安享晚年的时候了，但是林斤澜放不下手中的笔。
“他并没有真正的‘老’。有的人是从脑袋衰败开始变老的，自大了，落后了，封闭了，守旧了，容不得新人新事物了。林斤澜完全不是这样的老人，他的手一直与青年握着。这样的老人是不多的。”程绍国表示。
何立伟谈及印象中的林斤澜时说道：“林老是个忠厚的长者，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追求他所能达到的文学高度，赢得了青年作家的尊敬。但他又极谦和、极低调、保持沉默，更多的是倾听青年人的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他面露和善的微笑，迎接各样的奇谈怪论，在内心里作出自己的评判，却从不轻易表达出来。”在很多读者心中，他就是这么一位低调的作家、和善的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