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为此奋斗了三十年。临近油尽灯枯，沙俄大使不依不饶在李的病床边，逼迫他签署文件。最后，李鸿章在清王朝的大厦将倾时撒手人寰，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国族的悲剧。今天的中国人要记住当年的耻辱，更要记住耻辱的根源。
铁血宰相脾斯麦的孙女回忆，脾斯麦早认为日本将成为亚洲霸主。这与甲午战争前国际国内普遍认为日本不是大清的对手很不同。脾斯麦曾说中国人来拜见我，总喜欢问如何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坚船利炮，而日本人除了关心如何购买武器，还关心如何制造武器，更关心德国的法律，教育和政治制度。
这就是大大的不同，洋务运动的本质是希望在不动摇政治体制，不改变权力结构和百姓政治参与度的情况下，只通过经济和技术的西化，达到富国强兵和满清皇朝永续的目的。
甲午战争前，清朝国民生产总值亚洲第一，北洋水师舰船总吨位也超日本海军。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必胜，唯有李鸿章更了解双方实力对比，就如同伊藤博文后来亲口对李鸿章说的，贵国的军费已让朝廷几乎弹尽粮绝，而我日本还有数亿储备未曾动用。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清朝的洋务运动，在权力结构，法律教育等深层次问题上相较甚远。然而中国人在表面的繁荣下，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完全错估形势，一片喊杀声。
李鸿章原准备将俄国拖入中日朝鲜争端，不料俄国人最后收手，李鸿章措手不及，仓促应对，最后甲午战败直接断送政治改良前景，令中国陷入数十年战乱纷争，至今与日本仍有国力和国民上的隐形差异。
甲午战败，李鸿章以72岁高龄来到日本下关，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对方是54岁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十年前我与中堂在天津，当时双方还旗鼓相当，为何贵国这十年几乎没什么变化？
李鸿章:贵国皇帝任人唯贤，锐意改革，真乃民族幸事。而我大清国家太大，掣肘太多，很难推动改革。
伊藤:我国也有很多困难，比如议会也常常给我们很多批评和羁绊。
李鸿章:我们的都察院也一样，不做事只知道批评。
今天我们可以在两人的这段对话看出国家的差别，日本的议会是老百姓参与政治的场所，李鸿章等同于中国的官僚机构都察院，这就是两国的最大差距吧！李鸿章至死也不理解日本议会的好处啊。
许多人为李鸿章抱不平，其实也无必要，毕竟他当时虽没进慈禧太后的决策圈，也是代表中国处理军务和外交的首要大臣，不怪他又能怪谁呢？这即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