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
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
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1848-1908年)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
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二十世纪初。
国学的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
“经”是指古籍经典,如《易经》、《道德经》《诗经》、《孝经》等等,后来又增加一点语言训诂学方面的著作,如《尔雅》;
“史”指一些史学著作,包括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断代史,如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等的《新五代史》等;政事史,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如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等。
“子”是指中国历史上创立一个学说或学派的人物文集。如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兵家的《孙子》,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释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皆入“子部”。
“集”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个人的称为“别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荆公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四库未列入的一些古代戏剧作品如《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也属集部。
另一种是按内容分类,开始分为三类: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研究,也就是史学;辞章之学,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就是文学,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
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个以补其不足:一是经世之学,即治国驭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二是科技之学,即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