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作为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其涵义与界说仍具模糊性。近年来出现的与描写语言学大异其趣的新兴学科，除了文化语言学外，还有刘焕辉倡导的“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曲彦斌主张的“民俗语言学”、赵丽明提出的“文字语言学”、胡文仲引进的“跨文化交际学”、王德春等引进的“语言国情学”（或“国俗语义学”）等等（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载《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语言学与它们的关系如何？事实上，在历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学科的问题一直是受人注目的。显然，不仅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不能与这些学科概念泾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内容与方式也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文化语言学究竟是语言学的大家族成员之一呢，还是文化语言学是“大语言学”，其它分支学科都应归为麾下，这也是迄今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文化语言学本身应该是怎样的，也各持己见，尚缺乏统一认识与明确界定。
（一） 怎样定位
文化语言学曾以其轰动效应受人注目，创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据，反对者亦有想法。怎样看待文化语言学，目前仍是有异见的。一方面，有人将文化语言学夸张地奉为圭皋，将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全盘否定，认为只有文化语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或睹若无物，甚至排斥这门新兴学科。如今，这两种极端见解的论争，已渐趋平静，但是，疑虑仍是有的，关于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
屈承熹《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1期）认为“词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可确定无疑。至于语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尚待商榷。”他的结论是，语法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方法目前仍处于主观思考阶段，尚未进入科学论证阶段。我们认为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不过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决非仅限于词汇层面，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二） 性质问题
学科界定上的困惑不仅是边界的模糊，更在于文化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文化语言学的真实意义所在给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现在的文化语言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还是比较粗疏的。文化语言学本身的语言观、性质、对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还不是十分清晰的。这尤其表现在对下述一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上：文化语言学究竟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的“本体论”，还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关系论”？这是争鸣至今的大问题。
一部分学者，如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认为语言现象中有文化，文化现象中有语言，两者互为依存，文化语言学应着眼于语言和文化的两者关系上，探讨语言和文化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的关系，包括：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现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语言变化和文化的变化的关系，以及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关系。
另一部分学者，如申小龙，认为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站在语言体系本身即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维特征观照民族语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点的范畴体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从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结构规律，建立起汉语语言学新体系，即所谓的本体论。他们强调语言的本体价值。
事实上，尚有另外两种代表性的表现，其一是游移在“本体论”与“关系论”之间，两者兼论，按需持论，或者对两者都不否认，认识比较模糊，时而是关系论，时而是本体论，未能从根本上把握实质。其二是对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这个前提就持异议，表示怀疑，认为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程度不一，很难从语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
由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目前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也不能硬性统一，这与文化语言学是一门新生学科有关。只有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事一些专题性的具体研究，才能逐渐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较好解释力的范畴体系，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模式，也许到那时候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语言学界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流派不同的理解与分类，不仅见于创议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举例如下：
（一）两派说。戴昭铭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众多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按其理论主张和研究特色而言大体上有两派：关系论派和本体派。前一派的人数较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龙。两派在语言观，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各有不同见解。关系论派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邢福义等人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形成了“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研究模式。游如杰认为文化语言学的目标是：1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2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3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本体论派认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文化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文化功能。为此，论者提出了作为描写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面的以揭示汉语的人文内涵为主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原则下开列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有：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传统阐释法。
（二）三派说。邵敬敏在《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前言中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论指导的三种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双向研究，以及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即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的意义系统。
出于对学说不同角度的理解，产生了对流派的不同分类。同时，对于文化语言学中的“分”的状态，语言学界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有人听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场对各派进行评论，寄寓期望，如戴昭铭认为“关系论和本质论派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但最终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径是互相取长补短。”意图对两派进行整合。也有人则主张不必问流求派，而应该多拿些实际成果出来。在今后的道路上，这些分歧将继续存在，最终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成功的学科必定既有继承和又有创新，文化语言学也应如此，但目前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却也在于此。文化语言学力图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观照语言学，放弃了在语言学上的全盘西化，这便是继承的开始。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建设、材料选取、方法实践上的丰富多彩，正是对创新追求的结果。
然而，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我们仍然感到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学的继承过于具体化、典型化，对自身理论的创新不够系统化、缜密化。许多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兴趣过多集中于某个典范的传统文化角度上，如称谓、地名；某些特殊词汇上和某些传统典籍上，虽然写来内容扎实，论证有据，但对文化语言学的整体理论结构并无明显建树，往往只是囿于具体的材料整理和考证上。有些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过于狭窄，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系统的文化特点、文化心理缺少把握。这个不足若不加改进，则将造成研究上的琐碎。也有的学者，孜孜以求与现代语言学大相异趣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却失于操之过急，实证不够。创新并非空中楼阁式的追求，须有扎实的根基和循序渐进的风范。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文化语言学的道路该怎么走，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 十分广阔。语言学工作者已注意到更广泛的交流空间，如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区、文化层、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甚至地质学中的板块理论，都会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分析带来莫大启示。
对1994──1997年中国文化语言学之路的评述，不仅是为了总结成绩，也是为了启示未来。十多年来，文化语言学的路是有人走出来了，这条路对语言学来说，无论是正道，还是歧路；对跋涉者来说，无论是坦途，还是蜀道，自有实践证明和寸心领悟。重要的是，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起步了，并且已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但它的发展还有待于更系统的理论建构，更扎实的研究实证，更广泛的科际交流。文化语言学者，只有朝着这个方向，才能最终为中国语言学构筑又一条希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