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12-22
普通话音位研究
概念：在普通话音位讨论中，并未见到彼此交锋的意见。50年代给音位下定义时，尽管各人在语言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大多强调了音位本身的辨义功能。比如张静认为“音位是某种方言里能够辨明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1957);李振麟认为音位是“一个语言里用来构成词并且区别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1956)；高名凯先生也认为“在某一特定的语言里能够使词起着意义上的变化的一组有关的声音单位就叫做音位”(1954)。这些意见都接近音位理论创立较早时期苏联语言学家对音位概念的认识，特别是接近列宁格勒学派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比如当时苏联科学院编的（俄语语法）给音位下的定义是:“某个语言中能够区别词义或字义的一组有关的声音的单位称作这个语言的音位。”被公认为在音位学的创立和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苏联列宁格勒学派的杰出代表谢尔巴，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强调音位是决定意义的声音单位”。而“莫斯科学派的语言学家多次指出，音位本身并不能区别意义，不能直接与意义相连，它只具有区别不同的词或(和)词形的功能，是这些词或词形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莫斯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凡纳索夫认为“音位并不区别词和词形的意义，仅仅区别它们的声音外壳，因为只有词的声音外壳的区别才表示意义的区别”。我国近年来出版的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著的«语言学纲要»反映了这一观点，指出“音位是具体语言中有区别词的语音形式作用的最小语音单位”(81页)。黄廖认为：“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我们认为对音位概念的这种解释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音位的归纳法：
用什么方法来归纳普通话音位系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一是按元音、辅音系统归纳，得出的是元音音位、辅音音位、声调音位；一是主张按声韵调体系归纳，得出的是声位(声母音位)、韵位(韵母音位)、调位(声调音位)。
持前一种主张的人较多，他们认为归纳音位必须以语音的最小单位----音素为基础,而“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尾韵母都是两个以上的不同音素的结合”,“不加分析地把任何一个韵母都看成是一个音位，是违背音位的基本原理的”(周耀文,1958)。持后一种主张的人把复韵母和鼻韵母看成“动音素”，作为一个基本语音单位来处理。史存直很早就曾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所谓‘复元音’并不是两个元音的简单结合,它的后一个成分只不过表示一个动向，是最富于伸缩性的，并不能拿来机械的和普通的单元音相比。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语言学者当中也就有人不用‘单元音’‘复元音’这样的名称，而称之为‘静元音’‘动元音’”，(1957)。但是，史存直当时的文章主要是与傅懋绩商榷普通话音位标音的一些原则,并未就声韵调音位体系铺开作详细阐述。而游汝杰等三人的文章则着力探讨了按声韵调体系归纳普通话音位的优越性，并以此体系对普通话音位作了细致的分析。该文依发音时器官是否滑动,把音素分成“静音素”和“动音素”两类。对“动音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是“不充分分析法”,即切分动音素时从合不从分,把动音素看成一个单位；二是“过度分析法”，即切分动音素时从分不从合，把动音素看成一个以上的单位。比如用不充分分析法分析动音素z、zh、j，它们就各是一个单位，可是用过度分析法就可以看成是塞音和擦音两个单位。该文主张不管分析声母还是韵母，都应统一采用不充分分析法(1980)。
用不充分分析法归纳出来的普通话声韵调音位系统与元、辅音音位系统比较,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复韵母音位和鼻韵母音位的看法上。游文认为复韵母中的后响复韵母是韵头+韵腹,普通话韵头只有[i-][u-][y-]三个，它们与单韵母[i][u][y]同值(零声母音节的韵头稍带摩擦)，所以，后响复韵母应看作两个单韵母的组合，不必另立音位。前响复韵母和鼻韵母都由韵腹和韵尾组成，普通话韵尾四个,通常标作[-i][-u][-n][- ]，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完整的发音单位，而只表示韵腹的发音趋向。就是说，前响复韵母和鼻韵母也是一种动音素，若采用不充分分析法，就应看作一个基本语音单位。与归纳[z][zh][j]等声母音位一样，完全可把前响复韵母和鼻韵母中的每一个看作一个音位。至于中响复韵母，是单韵母和前响复韵母的结合，也不必另立音位。游文用这种办法归纳出来的普通话韵母音位共十八个，比元、辅音系统的元音音位(8一10个)多，但它把后响复韵母和鼻韵母的韵尾作为发音趋向处理，避免了对众多音位变体的描写，实际上简化了音位体系。
赵元任30年代就说过:“音位标音法对于任何语言，不是单答案性的，乃是有多种可能方式的答案的。”(1934)。再从音位理论的“经济”原则来看，经济不是指建立起来的音位的数目，而是指那种为说明音位和变体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规则的数目。这样一种观点应该被我们采纳。按声韵调体系归纳普通话音位符合汉语语音分析的传统习惯，音位系统也比较简明，给教学普通话语音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应该允许存在。当然，两种归纳法的用途不尽相同，比如，当我们要借助音位分析的帮助来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或者要对汉语中某种方言进行调查并整理其语音系统时，为了反映音素之间的差别，也为了对音位变体作必要的细致描写，还是采用元、辅音系统比较合适。
音位研究中对声调的处理
对声调的处理关系到元音音位(或韵位)的数目，关系到整个音位系统的繁、简,所以它一直是普通话音位讨论的中心。
讨论中傅懋绩、张静、周耀文等认为声调是结合在元音上(或韵母上)的，同一个元音音位(或韵位)可根据不同的声调加以区别。这样，元音音位(或韵位)必然增加了四至五倍，整个音位系统也显得臃肿庞大。比如傅懋绩归纳出来的普通话元音音位是52个，韵母音位是231个(1956)；张静归纳出来的元音音位是35个(1957)。
而徐世荣、史存直、高名凯等则认为声调属于整个音节，可以单独析出。徐世荣还明确指出“声调是整个音节发音时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错综配合，离开音节谈不到声调的存在”(1957)。由于让声调独立出来自成音位，他们归纳出来的元音音位都只有5一10个,大大缩简了音位体系。游汝杰等三人的文章(1980)还专辟一节讨论“声调在汉语音位系统中的地位”，它采用赵元任关于“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的说法(1966)，根据声调的音感特征和辨义功能，把汉语的声调确定为与音段音位的声位、韵位同等重要的“调位”，并对汉语声调的重要性、独立性作了很好的分析和说明。
汉语声调的特殊意义早已为我国古代音韵学家所注意。他们把字音分析成“头(声母)---颈(韵头)-一-腹(韵腹)-一-尾(韵尾)-一神(声调)”，赋予贯穿首尾、给字音带来活力的声调以“神”的重要地位,他们在编排韵书或韵图时，从来都对声、韵、调同等看待。不少外国语言学家也都谈到过汉语声调的音位性质。比如美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就说过:“在汉语里音调特征被用来作为主要的音位”(«语言论»),多伦多大学的罗纳德·沃德哈在他的«语言学导论»(1977)里列举了汉语某方言的例字后指出:“因此，我们必须说在汉语的这个方言里，声调是音位的。”
让声调音位独立，不仅合乎汉语的语言实际，而且有利于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简化，有利于普通话教学工作。从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普通话音位的文章来看,从新近出版的语言学理论书籍及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科书中有关论述来看，把声调当作独立音位似无异议。
元、辅音音位系统：
1.辅音音位
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是归纳成19个辅音音位(以傅、徐世荣、周同春等为代表)。一是归纳成22个辅音音位(以黄伯荣、廖序东等为代表)。两种意见分歧在于是否给[t￠][t￠‘][￠]立音位。前者少立了[t￠][t￠‘][￠]三个音位，有的把它们看成[k][k‘][x]在细音前的变体，有的把它们与[ts][ts‘][s]合并在一起。
从语音分布来看，普通话中的[t￠][t￠‘][￠]与[k][k‘][x]或[ts][ts‘][s]都成互补关系，而且[t￠]组与[k]组或[ts]组都有历史渊源上的联系。把[t￠]组与[ts]组合并，还出于对目前“相当多的一部分北京人”有把[t￠][t￠‘][￠]发成[ts][ts‘][s]这种倾向的考虑(周同春,1982)。但是，从全国大范围看，普通话[t￠]组与[ts]组并无相混现象，而不少方言没有[t￠][t￠‘][￠]的音，不标出音位，不利于这些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况且,确立音位还须顾及语音相似的原则，[t￠]组为舌面音，[ts]组为舌尖音，[k]组为舌根音，音感明显不同。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让[t￠][t￠‘][￠]独立出来，把普通话辅音音位定为二十二个较妥。
辅音音位变体最主要的有两种情况:
一是不送气清塞音[p][t][k]和不送气清塞擦音[ts][t ][t￠]若成了元音或浊辅音后的轻声音节声母，常因连音同化变成相应的浊辅音,例如“哥哥”[kγ·gγ]、“面子”[miεn·dz]。
二是[n]当韵尾与双唇音连读时变读为[m],例如:怎么、看门。其余如连读时辅音音位出现圆唇化、腭化、部位前移、闭塞等变体现象,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有较详细的说明。
2.元音音位
让声调结合在元音上、致使元音音位数目数倍增加的那种意见，在50年代末已无人坚持。这里谈的元音音位指声调独立后析出的元音音位。即使声调独立，语言学家们所归纳的元音音位还不是很一致。以下四种意见有一定代表性
徐世荣原先主张六个:[A][i][u][v][E][y](1957),近来改为五个:[a][i][u][e][y](1980)；
周同春主张八个:[a][i][u][ ][E][y][ ][ ](1982)；
李兆同、徐思益主张八个:[a][i][u][e][ ][o][y][ ]([ ])(1981)；
黄伯荣、廖序东主张十个:[A][i][o][u][γ][ε][y][ ](-i)[ ](-i)[ ](er)(1981)。
此外,主要分歧在于:1.[o]和[γ]是否分开。2.[γ][ ][e][ε][E](ê)是否合并。3.[i][ ](-i)[ ](-i)从合还是从分，[ ]要不要设一个音位。
我们的看法是:1.从普通话音节结构特点看,[o][γ]形成互补分布,但[o]圆唇,[γ]不圆唇,音感区别明显。即使唇音后的[o]（实际上是[uo]的变体）,复元音[uo]中的[o]也只是圆唇度略减,与[γ]还很不相似。
同时当我们讨论普通话音位系统时,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依据的普通话语音在全国推广了三十余年，它有自己明确的规范，尽管有些北京人习惯把[o]读成[pγ](“泼水”读成[γ],“墨水”读成[mγ])，但作为规范的普通话语音，[o][γ]不容相混。从有利于普通话的教与学出发，还是[o][γ]分开,给[o]单独立音位为妥。
2.[γ][e][ ][E](ê)出现的环境各不相同:[γ]只作单韵母,[e]只在韵母[ei]中出现,[ ]仅存在于鼻韵母[u n][u ng]或轻声音节的韵腹中,[E]在[i][y]后而又无韵尾的复韵母里。它们彼此不对立,声音也相近,可归并为一个音位,用常见的[e]代表。而[ε],出现在韵母[iεn][yεn]里，这两个韵母里的[ε]在口语中开口度有增大的趋势,接近[æ](徐世荣先生就认为是[æ],1980),音色与舌位前的[a]区别不太大，可看成[a]音位的变体。
至于儿化音节如“鸡儿”一一“街儿”,“须儿”-一“靴儿”,“根儿”-一“歌儿”每一对之间实际音色差别不是很大，若不有意区分，是不易辨别清楚的，统一用[-i r][-y r]表示，可以不必把[a]和[e][ ]和[γ]看成对立的音位。
3.[ ]出现在[ts][ts][s]后面,[ ]出现在[ zh][ ch][ sh][ r]后面,而[i]永远不拼这些声母。[ ][ ]之间以及[ ][ ]与[i]之间不对立，虽然[ ][ ]是舌尖元音，[i]是舌面元音，但由于发[i]时舌位很高,听感上与[ ][ ]区别不很明显，又“据录声仪记录,其音波非常近似”(徐世荣,1980),况且[ ][ ]与[i]历史渊源上的关系极为密切，把[ ][ ]与[i]合并为一个音位，看来还是可行的。
4.普通话里的卷舌单元音[ er]与相应的平舌单元音[γ]能区别不同的词(如“儿”一一“鹅”,“耳”-一“恶（心）”,“二”--“饿”)，所以[ er]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位。至于儿化韵[ ]应与普通话其他儿化韵同样对待。
在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中，儿化韵的音位处理一直未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出讨论。傅1956年的文章曾列出卷舌元音不计声调的基本形式24个(单卷舌元音4个，复合卷舌元音13个,鼻化卷舌元音7个)，史存直在商榷的文章里不同意把儿化韵当成独立韵类,认为“儿化韵不应独立”,“只宜看作平舌韵的特殊变体”(1957)。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再对儿化韵作出分析。谈到普通话音位系统时，有的干脆不提及儿化韵；有的用难以类型化或儿化韵辨义作用不普遍为理由，取消它的音位资格；有的对儿化韵作了一定的处理，但未作系统分析和道理阐述(如黄伯荣、廖序东把单卷舌元音归在相应的平舌元音的音位变体中，1980年；徐世荣把儿化韵的卷舌音[r]抽象出来，作为辅音音位的变体，而在元音音位中增加了相应的儿化韵中的元音变体，1980年)。王维贤1982年的文章则是专门为讨论儿化韵音位问题而作，这类文章目前在我国真是少而又少。文章主张把儿化韵[ ]看成两个音位,“把儿化韵中的卷舌[ ]分析为独立的音位”。我们认为儿化韵尾[ ]的独立性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尽管这样，该文明确提出儿化韵音位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一家之见，这对普通话音位研究，特别是儿化韵音位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目前我国语言学界对儿化韵音位处理尚未作出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暂且采纳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中对儿化韵的处理:单元音的儿化韵在相应的元音音位变体中列出(复元音儿化韵同相应的复元音平舌韵一样处理)。
3.声调音位
目前几乎没有人再反对把普通话声调作为独立音位来处理，小分歧在于轻声是否应看成声调音位中的一员。大多数语言学家把普通话声调归纳成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基本调位。徐世荣曾主张“轻声可自成一个音位”(1957),近年作了修正,认为“北京语音声调音位有四个”,而轻声应“划在‘声调音位’之外”(1980)。这几年明确坚持北京话调位为五个，轻声属其中之一的是周同春，他指出：“北京音的四声主要具有音高方面的不同特性，而北京音的轻声则主要具有音长方面的特性，它们都属于超音质音位。”(1982)
我们认为虽然轻声所具有的主要是音强和音长的属性，但轻声音节的音高区别也不可忽视，尽管它没有固定的调值，可并非没有调值，它只是在不同调类的字后面调值有所变化而已，况且这种变化还有一定的规律。同时，我们还考虑到：在普通话语言实际中，轻声是客观存在的，有些轻声词还有辨义作用，其中常见的轻声词出现的频率又比较高，在归纳普通话声调音位时，如果对它采取回避态度显然不妥；把它作为“‘阴阳上去’几种调类的变体”(史存直,1957),却因为轻声音节音高的变化不由它本来的调类决定而难以处理；若在声调音位里为它专设一个“非基本调位”来与其他四个“基本调位”相区别，又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繁琐。
除了以上讨论得比较集中的问题外，近年来还发表了一些普通话音位研究专题文章或与之有直接关系的理论性文章，有专门研究儿化韵音位的，有专门研究中元音音位的，有研究音位学在语音教学中作用的，还有研究普通话语音的“区别特征”问题、研究音位的物质性问题、音变与音位结构关系问题等等。体现了我国语言学界对普通话音位的研究已经深入了一步。
在一种语言(或方言)里，人们发出的音素是很多的，比方普通话 ，表示韵腹的三个主要元音是三个不同的音素(前a、后ɑ、央A),三者随便互相替换，也不起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这三个音素可以归为一个/a/音位。有些音素的不同，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就要看作不同的音位。归纳音位的方法，通常是把一些音放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中来进行替换比较，看它们是否能够区别意义，凡属能够区别意义的音，就分别归纳成不同的音位，否则就是同一个音位了。其中从辅音中归纳出来的音位叫“辅音音位”，从元音中归纳出来的音位叫“元音音位”，从声调中归纳出来的音位叫“声调音位”，简称“调位”。例如普通话中以下的字音：的元音和声调都相同，它们的意思不同，仅仅是由于辅音不同造成的。可见[p、t、t‘]在普通话里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而可以把它们分别归纳为1p1:1tJ:1t‘1三个辅音音位。再比较它们的辅音和声调都相同，只是由于元音[]不同，所以意义不同了。可见这三个元音也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也可以分别归纳为普通话的三个元音音位。再看 声母、韵母都相同，只是声调不同，于是意义不同了。可见它们的声调在普通话里也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也可以分别归纳为/55/(阴平)、214/(上声)、/51/(去声)三个调位。上面从 归纳出来的辅音音位和从 归纳出来的元音音位，都是由音素成分构成的，音素之间的差异是音质(音色)的差异。所以,由音素成分构成的音位可以统称为“音质音位”。又因为音质音位出现在固定的音段上,所以也称作“音段音位”。
声调音位（即调位）主要是由音高特征构成的，音高不是音质，所以属于“非音质音位”。因为非音质音位不受音段的局限，也称作“超音段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