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面积有多大?

我只知道很小

  道士塔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
  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
  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
  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
  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
  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
  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
  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
  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
  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
  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
  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
  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
  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
  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
  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
  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
  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
  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
  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
  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
  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
  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
  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
  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
  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
  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
  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
  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
  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
  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
  穴打开,呵,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
  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
  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翻检。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是觉得
  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
  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
  专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
  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
  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
  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付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
  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
  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
  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
  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
  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
  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了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
  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
  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
  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
  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
  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
  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
  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
  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
  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
  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
  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
  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
  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
  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很难
  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
  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
  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
  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
  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
  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
  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站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
  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
  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
  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
  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
  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
  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
  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
  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
  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
  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
  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
  其文化散文以其学者的独特视角,独到的表现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高度评价。
  2.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折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3.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是敦煌石窟,窟内陈列着自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间的彩塑和壁画,为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艺术博物馆;二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四五万件。就艺术而言,有绘画、建筑、雕塑、装饰图案、书法、文学等大量文物,是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音乐舞蹈史的珍贵史料。就历史而言,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民俗、中西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所以敦煌学研究总体可划为两大部分:一是敦煌石窟研究,一是敦煌遗书研究。(朱政惠《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三》)
  4.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概括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所有石窟,共计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明清,绵延1600多年,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单以壁画内容而言,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活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有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迄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英国人称之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总而言之,敦煌学研究所涉,上下两千年,纵横三万里,所称“敦煌学”,实际就是“中国学”。(段文杰《敦煌学回归故里》)
  5.据统计,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万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千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千余号未编目;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件、藏文226卷;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合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件;其他人共有2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千余件汉文文书,韩国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千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千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原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所藏。(卢秀文《敦煌遗书知多少》,《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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