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上，徐渭往往以他特有的书法风格题写的诗文。徐渭用书法、诗文，进一步丰富画面内涵，深化主题，完整地展现他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比如徐渭名作《墨花图卷》中的一处梅花旁，他题诗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但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
徐渭画梅却不关注画梅花的画谱，只是信手拈来，就足以表现梅花的神采。还有，牡丹是当时人们公认的富贵之花，鲜艳华贵，富丽堂皇。
而徐渭对富贵之人，往往深恶痛绝，不肯相往来。但徐渭却喜欢画牡丹。徐渭画牡丹，纯以水墨完成，不施颜色，他的《花卉杂画卷》有一枝水墨牡丹，他题诗写道:
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
在这里，徐渭以诗明志，表明自己坚定清白操守、不苟求富贵的心志。在另一幅《墨牡丹》上徐渭又进一步阐明自己“贫贱不能移”的态度。
徐渭用泼墨的手法来画牡丹，虽然另有一种生机，但毕竟不是这种花的本来面目。徐渭说，像他这样的穷人，本性与梅花和竹子最适宜，与荣华富贵总是显得风马牛不相及。还有，徐渭在有名的《墨葡萄图》画上有一首行书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首诗道出了徐渭的孤寂落魄、郁郁不得志及怀才不遇的心境，其书法字体也风格独特、奇伟怪诞、字势跌宕。
总之，徐渭花鸟画题材虽然并不繁多，但上面题诗却极其丰富。此外，徐渭还颇具道家意味。徐渭与许多当时的文人一样，是三教合一论者。徐渭在写意花鸟画上题写的诗文中，也常常流露出其对佛教禅宗的理解。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尚形式。徐渭是典型的文人画家，这些寻常的花卉题材，经过题诗，更加深化了主题，传达了他历经磨难而积郁在内心的不平之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气质，也显示出他对艺术和人生的深刻理解。
徐渭对绘画风格追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自出家意”。就是说，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模仿别人，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徐渭评价自己的绘画时说：“随手所至，出自家意，其韵度虽不能尽合古法，然一种山野之气不速而至。”
在绘画的功能上，徐渭提出“悦性弄情”的观点。他提倡通过绘画来实现愉悦性情的作用，释放真实的情感冲动。
对于情，徐渭颇为看重，他强烈地渴望摆脱一切人为的束缚，追求个性的放达与人格的独立，大写意绘画使得他个人内心愤懑的情绪直率而无所顾忌地得到宣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摆脱了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的束缚，而抒写“真我”性情。
徐渭任情使性地涂抹所呈现出的纵逸恣肆、水墨淋漓的风格特征，使他得到了情感上的愉悦和心灵的抚慰，也使他突破了传统的艺术理想。徐渭在谈论戏剧时，他认为，人一生是受着情感约束的，文艺作品对于情感的表达越真实，就越感人，易于流传。
徐渭认为文艺作品“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他看到真情是构成文艺作品审美因素的核心，是催发文艺作品审美功能的动力。
徐渭主张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和真情实感。所以他的画风更注重表达主体情感，从前人的笔墨程式与客观物象的束缚中得到解脱，获得了情感抒发的自由。
这种以抒“情”为主的观念，是对传统绘画中以体“道”为最终追求目标的突破，情感的真实性，使他的绘画艺术感染力增强了，对他整个绘画风格的形成，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徐渭在绘画的创作态度方面，提倡“游戏笔墨”的心态。在题画中，他常用“游戏”、“戏墨”这样的字眼，他的画不讲究精工细制，总是体现一种即兴挥毫的情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佛教“以无法为法”“法无定法”等理念的影响。
正是徐渭在绘画思想中，强调风格特征的个性化与个性情感的真实直率的表达，这使他在前人基础上，把写意花鸟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恣纵的笔墨形态，放浪于形骸之外的气质个性，使水墨写意的表现力大大加强了，徐渭以其崭新的笔墨语言，确立了独有的风格特征，实现了他对写意花鸟画传统审美理想的创变。
徐渭大写意花鸟画摒弃了古典风格中雅正和谐、平和内敛的美，直接呈现出对立冲突的美。徐渭那种放纵的笔墨，也绝不是停留在技法上的写意，而成为他人性与情感表达的媒介。
其中徐渭大写意花鸟画所具有的表现主义魅力，是古典写意画所不可能具有的美，而这也恰恰是艺术发展的新动向，是徐渭在花鸟画发展中占有开拓性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