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奴隶主政权日趋没落，许多奴隶主诸侯国灭亡了，有不少旧臣世族沦为奴隶。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孔子，其基本政治倾向是保守的。他把夏、商、周三代视为理想社会，把周朝视为奴隶制的黄金时代，所以特别向往周礼，维护周礼。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伦理观的保守性。然而，孔子也十分钦佩春秋时期的两个著名政治家管仲和子产。管仲是齐国卿，推行按土地数量多少和质量好坏征收地租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并帮助齐桓公改革了行政管理和军事制度，使齐国成为春秋前期的霸主。子产是郑国的大夫，他“铸刑书”，把法律作为治国的根本。
孔子的政治伦理观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德指道德教化，礼指典章制度，主要是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即周礼。孔子想用道德和周礼来教化人民，强调以礼义教化，以“攻心”为主，这是“儒术”的基本特点。
所谓礼治，就是“克己复礼”。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而提出恢复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周礼。也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他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名分等级观念的混乱，乃是“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总根源。孔子在礼治中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把“以礼教民”放在首位，把刑法放在第二位，井使这两手“宽猛相济”（《昭公二○年》）。这是对周礼的“礼不下庶人”的改良。实质上是扩大了礼治的约束范围。因为他对人民讲礼，是要人民“克己复礼”，要人们进行自我克制，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使人们的视、听、言、动都符合周礼的规定，也就是符合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孔子一生的神圣使命就在维护周礼。
所谓德治，就是“德政”、“仁治”，亦即用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来统治人民。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也就是说，采取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国君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位，臣民就如群星环绕着他。而“仁”的根本是孝弟，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耐）因为“孝慈则忠”（《为政》），仁者“爱人”（《颜渊》）。这样，对君主讲忠，对个人讲爱。在中国古代，忠君就是爱国。因为君就是代表国之王，国也是君。古之爱国者都是忠君的。所以，从历史的观点讲，孔子提倡“孝慈则忠”是爱国的，进步的。而且孔子德治教化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做到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意思是仅靠行政、刑罚的强制手段进行统治，只能使人们免于犯罪而不会以犯罪为羞耻；如果以道德礼义进行教化，人们不但以犯罪为耻，而且会诚心归服。所以孔子主张重教化，轻刑罚，以刑辅德。这一切虽然都是为维护周礼服务的，然而，孔子在这里却认真探讨并挖掘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巨大潜（qián）能，建立了富有光彩的道德学说。
孔子的“仁”，基本是一个道德哲学的范畴，表示一种最原始、最基本的人际行为准则。孔子的“仁”有三重基本涵义：一曰“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二曰“仁者，亲也”；三曰“仁者，心也”（《孟子·尽心上》）。这第一层的意思是说，只有把别人也当作人，你自己才是一个真正有人格的人，也就是曾子理解的“以友辅仁”（《颜渊》）的观点。第二层的意思是讲人伦关系。人伦的核心是血缘，所以，为仁应从“孝”做起，“仁人”的修养应由近及远，立足于家庭、亲人，然后推及国家天下。所以孔子说：“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第三层的意思是说，为仁的关键在于加强自己主观修养。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也就是说，无论是爱亲、爱人，还是爱众，都有个“克己”的问题。只有正确对待自己，才能正确对待别人。在孔子“仁学”看来，克己是最根本的。这种见解是明智的，是重视发挥主观自觉精神的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仁学”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宽”和“惠”，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可贵的重民思想。具体表现在：
第一，孔子主张“重民食”、“百姓足”、“富而后教”、“使民以时”。他认为治民要“宽”，养民要“惠”，而且要人民先富而后教。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到处理政事的道理时，孔子说：要粮食充足，军备充实，人民信任政府。孔子还主张人民应不误农时地进行生产，达到富足，这是保证“民食”，使民“富之”，对民“教之”的物质前提。这些都反映了孔子在政治伦理观上的唯物主义倾向。
第二，孔子主张“为政在人”、“为政以德”，实行贤人政治。他认为为政之道在使远方的人归附，近处的人服帖。这样，就应提倡“德政”，反对暴政。孔子的一生十分重德。他说：“骥（jì，好马）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其意是说，千里马受称赞并不是因为它有好脚力，而是因它的德性驯良。做人应该用正直无私的行为来报答恩惠和仇怨，即“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待人，应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颜渊》）。做事的根据，应把握住德性。有德的人不孤独，即“德不孤，必有邻”（《里仁》）。执政，要“惠民”，要给老百姓以实惠，使人民能有经济条件侍奉父母，养育妻儿。实行德政，还必须实行贤人政治，举贤才。为此，孔子提出了“人治”的思想。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这就是说，实施文武的方策靠人治，人在政举，人亡政息。当然，这种人治的思想有其消极的后果，今天我们应提倡法治，但孔子人治思想中包含着举贤才的积极因素，至今仍可借鉴。
第三，孔子认为“民利”是大利，反对贪利忘义，主张“见利思义”（《宪问》）。孔子讲过“君子喻（yù，明白）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认为这是君子必备的品格。他自己即使在吃粗粮淡菜，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的艰难岁月中，也仍然坚持“重义”，不取不义之财。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g6n9）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因此，他把见到利要想是否应得作为君子的条件之一。他把别人的利、人民的利，看作是不可侵犯的。不合于正道的富贵，对孔子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这也是孔子重民、惠民思想的体现。
第四，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安百姓”，必须修己正身。孔子之所以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里仁》），是因为他意识到君民的关系既是主从的关系，又是舟水的关系。臣民要服从君主。但“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广（《颜渊》）意即君主带头走得正，人们就不敢走歪门邪道了，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认为如果自己做得正，对于治理政事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己不能做得正，又怎能纠正别人呢？（《子路》）而且，人民好比水，君主好比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这是孔子在与鲁哀公的一次谈话中讲的道理，亦即人民可以拥护君主，人民也可以推翻君主，就看君主走不走正道，为不为人民办事。这里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也是重民思想的体现，是难能可贵的。俗话说，不怕人不敬，只怕己不正。当孔子51岁当上中都宰的官儿时，第一桩事就是反对苛政，取消挖眼睛、抽膝盖的恶刑，而且体察民情，磨破了鞋子，为民办事，与老百姓情深意重。当他离开中都时，中都黎民百姓不让他走，抱住他的腿不放而留下了一只靴。至今“清官留下一只靴”仍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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