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发生许多变化,你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已经在向某种具有“现代”性质的社会形态转变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姗姗来迟?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些变化又有哪些社会历史意义?

  一、现代化视野下明清经济史的评论

  自从“资本主义萌芽”史学研究范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后,明清经济史学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而不久后,尤其近几年,明清经济史重新活跃起来。其之所以能够很快复苏,原因很多,其中,现代化理论的引入与日益扩大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国人的自信心也便膨胀起来。与此同时,世界史学开始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把近代历史动力来源从单一的欧洲转向世界各地,其中中国被给予了重要关注。于是,内外两种契机的综合,促使中国明清、近代史学界开始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轨迹,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诸多历史现象较多地继承了前近代尤其明清时期的内涵,而中国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道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前近代尤其明清时期的社会轨迹。这便为明清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的接通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许多学者的研究时段都已经越过了所谓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藩篱,而将其浑然一体,而促使其连接的理论来源便是现代化研究范式。即中国古代或者传统社会的历史内涵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之所以能够现代化的资源,甚至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明清时期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尽管这一进程与西方存在着差别。

  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影响了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受其影响最著、成果最为丰硕者为经济史。

  明清经济史接受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并很快内化为自身研究思路与方法,取得大量成果,原因是显然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即是经济的现代化,这一点由于世界后起的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大都先实现朝向经济现代化转向,以及目前中国也主要朝向经济现代化而努力,而使经济现代化在现代化内涵中的分量加重了。因此,相对于其他领域,明清经济史学界能够更为容易和自觉地接受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除此之外,先前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范式下的大量研究,使明清经济史学界不存在对明清经济保持乐观看法的心理疑惑。

  不得不承认,近几年来,在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影响下,明清经济史学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理论的引进,方法的多样,交叉学科的研究,选题的新颖等等都使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给人一种别开洞天的感觉,读这样的论著,也常会使人陶醉其中,而赞叹不已。她给人的启发不仅是纯粹明清史的,甚至还有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感觉读着读着,常有一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这一研究范式明显突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经济的联系,这就使许多论著都把中国传统经济尤其明清时期经济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甚至与同时期的西方比起来,不比对方差多少,甚至比肩,乃至比西方还要发达。

  鼓舞之余,我却心怀疑惑。如果真像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中国为何没有像西方那样走向现代化道路,而只有等到西方用武力敲开大门才开始艰难的、代价惨重的现代化道路呢?

  这便让我开始重新审视现代理论研究范式下明清经济史研究的真实历史信息含量和意义。

  首先,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下的明清经济史研究是从“问题”出发进行研究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问题意识”的产物,是经过历史学家的搜集、整理、归类、重点突出、弱点隐藏、再加以编撰、文字润色而形成的作品。这其中,到底是资料验证了现代化理论呢?还是现代化理论照亮了一直被掩盖的历史资料的真实呢?我本人认为是后者。

  这里没有想抹杀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下明清经济史所取得的成果的意思,我的批评主要基于这一研究过于从理论出发,与理论有亲和的历史信息被重视和突出,而与之有距离、甚至矛盾的历史信息则被弱化、忽略,乃至曲解。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确实取得了发展,其表现是小城镇的大量出现、商人数量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国内市场的扩大以及相关机制的运作,如白银的大量流通,以及相关组织的出现,如公所、票号等、海外市场的开辟等等。小城镇的大量出现,只能说明商品经济量的发展,而不具有社会内涵转变的指向性。商人数量的增多也一样。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其关系到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转变问题。商人在传统价值观念中,属“四民”之末,是社会的最下层。尽管现实中商人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一定的势力,但很少得到社会的认同,尤其在政府和社会精英那里,更是遭受歧视。但明清时期不同了,明代开始,商人开始参与慈善等社会活动,赢得了社会精英和民众的好感。到了清代,商人除了更广泛地参与慈善活动外,还积极谋求合法化的社会地位,通过捐纳获得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商人开始成为为政府所认可的社会精英阶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一定指向性的社会变化。

  公所、票号、海外市场所蕴涵的历史指向,如果孤立的说,恐怕难以说清。商人地位合活动能力的问题如果就事论事,恐怕会得出中国社会走向出现新的变化的结论。

  在大风凛冽之下,一棵棵如果单处于荒野,会迎风而折的树木,在以森林的集合形式出现时,却会昂然无损。任何事物,都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在运作,其运作的原因在于整体,其本身的诸多信息,应该结合整体的信息才能很好地把握,否则,得到的信息便是没有根源的和支离破碎的。我认为结合明清时期的整体社会环境对以上问题进行评价,应该比就事论事更为合适。

  我认为不能以明清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作为中国社会走向出现新变化的依据。因为只有清楚这种变化的具体内涵,才知道这种变化的指向。余英时先生关于明清时期士商身份模糊化的论断,已为史学界广泛接受。明清时期士商融合是肯定的,但这种融合主要是商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向士人的转向。由于一系列原因,明清时期士人很多卷入商业活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士人向商人的认同。但诸多现象表明,经商之士人并未放弃士人的一贯思想。修齐治平的理想由于无法作官,便成了经商有成士人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们纷纷参与慈善事业,通过变相方式实现理想。在这一部分商人影响下,商人群体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活动。因此,与其说明清时期商人成为慈善活动的重要力量,推动了慈善业的发展,还不如说是儒家士人在社会层面商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不仅如此,明清时期商人的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越来越深染儒家传统人际道德原则,这也是商人价值观念向士人价值观念转向的一个表现。清代商人通过捐纳制度进入社会上层,提高了社会地位,但这一地位的提高,并没有增强商人群体的独立性,相反,加强了商人与国家政权的亲和性。商人增强了对国家观念和权威的认同,而不是获得了独立的政治权力。

  至于公所、票号、白银流通这种组织性、技术性的历史现象,以及海外市场都具有一定指向性。但他们所蕴涵的因素可以有多种指向,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先导因素,也可以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辅助因素,还可以有第三种、第四种以至很多我们无法预测的指向。而历史历程表明,这些因素与传统社会结合密切,并未导致商品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出现向着所谓近代化的道路转变,也并未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多少可资利用的资源。

  二、现代化视野下明清社会史评论

  社会史在中国自80年代兴起以来,方兴未艾,现在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其中,明清社会史由于资料丰富,与现代社会接近易于理解,并且易于引进理论,而且创始人主要做明清,故而是搞的最好的一个时段。

  相对来讲,明清社会史引进的理论趋向多样化,而且对待理论的态度也很谨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范式,在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只是其中一种方法。但随着明清社会史研究时段延伸到近代社会,这种研究范式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研究都是在这种范式的背景下,带着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寻找课题,而且目前有形成一个潮流的倾向。

  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上看,这样的研究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但目前社会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学会秘书长常建华先生在上一次社会史年会综述上曾提倡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而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大的改变。可以说,除了关于一些本与思想史密切相关的课题如地方神灵的研究外,明清社会史的研究称为社会行为史的研究恐怕不是太过分。这也难怪。目前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主要围绕社会下层来做。下层民众本就不如社会上层精英有系统的思想,而且即使有些想法,也多因为缺乏记载而湮没了。另外,社会史注重引进理论,在微观的分析基础上,喜欢建构或者修正宏观的理论,这样常常喜欢共性的、一般的东西,而对个性的、特殊的东西缺乏兴趣。思想本就人人而异,同的思想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异的那么有吸引力。所以,社会史的研究演变为社会行为的研究就不足为怪了。

  表面上看,社会史演变为社会行为史仅仅是局部研究或者具体方法上尚有不足的小问题。但如果研究时段拉长,设计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也就是说,有一个现代化理论范式作为研究背景,那么这个问题就便成大问题了,甚至可以使研究走向偏差。

  相同的行为,往往起于不同的思想,甚至相反的思想也会产生相同的行为。要不怎么有“好心办坏事”这样的说法呢。这样就不能因为前近代社会拥有与近代相同、相似的行为,而断定二者是相同的。而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就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样就会夸大前近代社会行为与近代社会行为的连续性,而忽视其中的变化和不同,乃至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错误的判断。

  另外,缺乏对行为背后思想的研究,也制约了明清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上面所说的明清商人价值观念就是一例。

  可见,重视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在当前不仅是一个研究内容的问题,还关系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以及关于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对整个明清社会进行评价和定位的问题。据我个人的看法,明清思想基本指向仍然是传统的,很多被经济史、社会史看作与近代社会亲和性强的历史现象,其背后思想,基本是传统的。可以这么多,明清时期人们依然生活在传统社会里,产生的一些所谓新的现象,都是沐浴在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中的,其指向也基本是传统的,与近代社会差异很大。至于西方冲击之后,中国传统思想和组织、技术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资源,那是因为冲击之后,其背后的思想已经发生指向性的变化,表面相似,根本却是相异的。比如章太炎先生、梁启超先生发现《明夷待访录》,如获至宝,以为是中国民主论的代表作。其实,黄宗羲是等待尧舜明君来用之君临天下的。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