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珠法师:《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一书的简介

如题所述

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文珠法师讲述

1975年2月为响应罗省中国同学联合会主办

中国文化周于加州州立大学

一、佛教的始创者及其思想

二、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年代

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今天的聚会、并非宗教的布道,而是学术性的研究,因为贵同学会,现正学行中国文化周,本人应邀前来参加你们的研讨会,故特别提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问题,分几点与各位共同讨论。

一、佛教的始创者及其思想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诞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宫,名悉遴多太子。因不满当时印度社会阶级制度的严厉,同时更要拯救当时在不平等待遇下,苦不堪言的群众,毅然放弃行将继承的王位,出家修行,以找寻人生真理,作为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石。

太子离开王宫,四处寻师访道,经历五载,始终无法发现曾经理解人生真谛的人,因此,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苦行中,去求取证,故进入摩竭陀国,伽耶山附近之苦行林,忘餐废寝,专事苦行。不觉六年于斯,弄得身形消瘦,面目全非,结果一无所获,始知道苦行无益,唯有放弃苦行,到尼连禅河去洗除身上积垢,又接受牧女贡献饮食,以恢复体力,然后到菩提树下,结跏趺座,止息妄念,正心诚意,参究真理,找寻人生意义,观察宇宙真相,终于夜亲明星,豁然大悟,成为宇宙之大觉,被世人尊称佛陀,号曰:释迦牟尼佛。

梵语释迦,译能仁,牟尼译寂默,能仁代表慈悲,寂默代表智慧。故释迦牟尼佛,即是一位综合智慧与慈悲于一体的圣者。因为佛陀开发了人性本具至真至大的智慧,所以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止是言论上、信仰上、经济上、以及行动上的自由;而是心理上、与生理上绝对的自由。真正的平等,不仅是种族的,法律的,经济的,以及待遇的平等,而是理性的平等。因为佛陀激发了人性原有至圆至极的慈悲,所以为了要使每个众生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平等,而本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入世、救世。一方面协助众生粉碎烦恼枷锁,摆脱生死束缚,令获得真理生命至真、至善的自由,一方面鼓励众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福慧兼修,悲智双运,以证平等的理性。前者是小乘思想,后者是大乘精神。

小乘思想应用于人生,是寻求苦乐之根源,及其对策,使人了解人与人,人与物的种种关系与法则,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处世做人应有的态度,使人在维持伦理道德的生活中,不断止恶行善,改往修来,最后,断烦恼,了生死,超越轮回,悟证真理生命的毕竟自由。

大乘佛教,除了知道我法二执,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以及获得断除我法二执的方法外,还要发菩提心,立大悲愿,‘愿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内则断惑证真,心物交融,悟契理性,生佛一如;外则众生无尽,我愿无穷,永远本著牺牲小我的精神,去教化众生,利益有情,甚至地狱末空,誓不成佛,

佛陀在世,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禽,无非观机说法,对小机说小法,对大机说大法,前者要人‘知苦断集,慕灭修道’,断惑证真,离苦得乐,然后回小向大,自利兼他,共趣佛道;后者则直指佛性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无有高下。’故需广修六度四摄等法门,自他共济,最后同证菩提,

思想虽二,而旨趣是一,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可是,佛教思想,无论大乘或小乘,均可应用于人生,而且是积极而非消极,是入世而非厌世。诚如梁启超所说:‘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入世而非厌世,…是平等而非差别,…。’

或有人问:既然理性平等,何以生佛悬殊,苦乐天渊?原因何在?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时说:‘善哉!善哉!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由是可知,妄想执著,就是导致生佛悬殊的主要原因。

众生本具的理性,亦即是佛性,虽与佛同,但由于众生妄想执著,致使思想各异。众生由于不同的思想,策动不同的行为,形成不同的业力,而招致不同的结果,遂形成宇宙间千差万别的法则,以及人与人间苦乐不同的遭遇与感受。虽然,但其本具之佛性,并不因此而变质,更末因此而失其‘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的功能。等如电灯,其款式虽然有长短方圆,其颜色虽然有红黄蓝白,其光亦有深浅明暗的不同,但其发光之电力,并不因灯之形色各异而有别,更不因光之明暗而影响其电力,充塞太空的功能。同样道理,佛性平等,众生虽因妄想不同,业力各异,致使现象界有美丑苦乐之分,但其本体的佛性,并不因之而有差别,所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又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只要我们不为外境所诱,不为现象所惑,澄清外来妄想,发掘内在智慧,自然可以发现人生的本体,悟证平等的理性,与佛无二。这是佛陀创教之宗旨,亦是吾人学佛之目的。

二、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年代

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代,有各种不同的异说。据一般传说,而又为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据史称:‘永明七年,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且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陆下所梦,得无是乎。”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是为此土有沙门之始,亦为此土有寺院之始。’(见黄忏华著中国佛教史第一章)反是说者则说:永平十年以前,中国人已知有佛教,梁启超亦斥漠明帝求法之说,全属敌视佛教之道士--王浮,欲证明佛教晚出,自圆其说,谓佛是老子弟子之说而虚构。

本人认为,秦始皇与印度阿育王同时,阿育王不但笃信佛教,且致力于传播佛学,曾派传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世界各地传扬佛教。然则,阿育王曾派遣高僧来华,非无可能;不过,未必见纳于王廷,或为当时暴政所害,故未见于经传。及汉明帝遣使请佛,及外僧来华,既尊之宠之,复展其译业,广事宣传,遂为世人所重视,所归向,而史家亦记之,而传之后世耳。实则,佛教之传入中国,应始于秦而盛行于汉,至隋唐间,更日趋兴盛,及玄奘义净由印度归国,大事翻译,尽量介绍印度文化,致使佛教,盛极一时。

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兹举三点如下:

(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

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

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盘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画像的肖妙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近代许多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大都以佛学为主体。基于此,我认为:身为中国人的我们,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不管对佛学信仰与否,都有研究佛学的必要,否则,不要说无以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即一旦与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接触,自己反而对曾经使中国文化变质,而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佛学,却一无所知,好意思吗?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7-11-29
佛教文化,对中土来说是一场灾难。晋朝时期,道家文化兴盛,饮茶清谈,求仙问道何等兴盛!可到唐代佛教东传,禅宗,密宗等等,道家文化随当权者信仰佛教而没落,是不是该叹息崇洋媚外!!!
到明代,道家文化才渐渐复兴,达到九脉归真,元融三教的地步,可是好景不长到清带才短段几百年的时光,鸦片战争再次把道家打回原形!
到现代,西方教廷,佛教再次侵蚀中华道家文化。几尽绝迹,哎!!!!!就说这么多了,你能理解也算碰到知音了!!!
第2个回答  2007-12-02
佛教与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具本土色彩的学科,其面对社会问题时受着具体社会情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其必须注意社会的文化,其发展必须与本土的文化背景相适应,并从中汲取营养。而作为在中国早已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日益广泛的流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变成我们文化底蕴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理所当然应成为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要借鉴的重要财富之一。
1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在传入我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包。首先,对思想界的影响,尤其哲学最为重大。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及至唐代,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末宋初,理学盛行,而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次,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唐诗宋词中有近十分之一是描写佛教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禅宗离尘出世的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清淡悠远的文学风格,一千多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再次,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数量众多的佛教壁画和雕塑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朵璀璨的奇葩,如浩瀚繁星遍及中华大地。而中国现存最多名胜古迹的更是佛教的,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例如乐山大佛,敦煌莫高窟等。另外,它的传入对中国的语言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佛语、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心相印”、“想入非非”、“菩萨心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临时抱佛脚”、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此外,佛教对于中国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更是遍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例如元宵节、腊八节等节日,以及全国各地每年各种各样的庙会,而香港政府在最近几年更是把四月初八作为法定休假日。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社会的基础发生变质,而成为基础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作为与中国社会密切相关的社会工作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佛教。
2佛教的助人思想及实践
在中国两千多年丰富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中,虽然没能像西方一样产生一门专门助人的专业,但其助人的思想及制度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此间,佛教以其独特深邃的大慈悲宇宙观为指导,一直在其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佛心者,大慈悲是。慈者与乐,悲者拨苦。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释迦如来正是禀承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所以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独创了许多令人称赞的具有社会工作理念的救济形式。
如古代的悲田院、福田院、居养院、普济堂等。据史料记载在唐代,武后长安年间(701~704年),将此慈善事业纳入政府管理的事务之中,设置了负责检查有关寺院悲田的一切活动的使职。《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中记载:“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于是养病坊兼官办孤儿院,经费也由国家官本放贷的利息提供。宋代沿袭唐例,北宋嘉佑(1056~1063年)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佑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宋徽宗时期,蔡京当政,令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居养院,收容残疾无家可归者及孤儿。及至清代康熙三十六年寂荣和尚于北京联络个人捐资购屋26间,设立普济堂更是大大促进了清代的社会福利事业。近代,各种佛教医疗安养设施机构更是遍布全国各地。以1914年净波于常州清凉寺倡办“黄卐慈善会”。为开端各种济生会、佛教孤儿院、筹赈会、慈幼院、佛教医院、僧伽救护队等一系列独具佛教特色的慈善机构。其中以熊希龄居士筹建香山慈幼院,印光法师等发起建立南京佛教慈幼院最为著名。
可见在中国,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也开创了许多独特的社会救济方式来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3佛教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实践为核心的专业,一方面要注重帮助人的方法与技巧,另一方面也非常强调培养工作者的价值观与伦理操守。他要求社会工作者要在道德的原则下指导下实践。而作一门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宗教,佛教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说是相当之丰富。
首先,互相尊重的思想。佛教针对古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不尊重人的社会状况,提出了以“互相尊重”为核心的变革思想,这与社会工作哲学思想的三个假设之中对人的尊重不谋而合。佛教认为,互相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高的关系准则,在实践上应是以首先敬人为主的,如“尊敬于人。”(《长者奥恼三处经》)所敬对相的范围是“敬一切人。”(《佛说维摩诘经》卷上)而且更甚的是佛教将他人作为佛和父母尊重,“观诸有情是佛身,唯我独处于凡类;一切众生等尊贵,我如僮仆居卑贱;世间众生同父母,我如男女行孝养。”(《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五)另外佛教还指出引导人去尊重人是信仰佛教的重要目的,不能敬人即不能体现出敬佛,敬人与敬佛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普贤菩萨行愿品》)还有佛教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敬关系是“相视当如视佛”;(《大明度经》卷五)“善修和敬,互相尊重。”(《大般涅盘经》卷十八)。
可见,相尊重的思想在佛教中由来已久,而且很可能源于佛教,它已成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伦理伦理守则之一。
其次,平等的思想。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思想,人们往往认为它是西方民主的产物,其实不然。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就认识到“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万物于因果关系上都是平等的,“如来及与法,与有情平等,尊重于佛教,尊有情亦然。立意乃如是,于自无所作,以彼大平等,平等于有情。大意于有情,慈心而供养,发心如佛福,如佛福可得。是故佛法行,佛有情平等。”(《菩提行经》卷二) “一切群萌类,本自然平等。”(《佛说如来兴显经》卷三)“同体平等。”(《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杂阿含经》卷二十)“所有功德与一切众生共,于一切众生犹如父母,怨亲平等。”(《佛说法集经》卷四)“云何不轻凌贫贱者?所谓于一切众生起平等心故。”(《月灯三昧经》卷十)从平等作为社会准则政治法则自然法则等各方面清楚地阐明了佛教平等的含义。此外,佛教还要求人们积极宣传和推行平等思想,“不分人胜劣,令彼重平等。”(《菩提行经》卷一)。
再次,爱的思想。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佛教禁欲思想的误导,根本不曾想到它会有爱的思想。其实,佛教的爱是崇高的“大爱”,不同于所谓的狭义“情爱”。佛教爱的思想包含了人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如“慈爱人物”(《佛说自爱经》)“泛爱人物。”此外佛教提出了自爱与爱他的思想。同时认为自爱与爱他有三种境界:1将爱他等同于自爱,“以爱加众生,若其爱自身。”(《法镜经》)2爱他超过自爱,“爱他过自爱,忘己利众生,不为自憎他,岂作不善业。”(《大乘庄严经论》卷二)3自爱与爱他相互统一,“乐爱悲者能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众生即是爱己。”(《大丈夫论》卷上)此中第三种的境界最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自爱与爱他的思想不但与社会工作哲学基础中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爱的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显得更加深刻全面。
第四,自利利他的思想
社会工作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活动,他从本质上强调的是对受助者得给予。在西方的宗教信仰里反复强调这种利他主义行为。然而由于人们长期认为佛教是消极避世的,这种误解使得我们没有去真真了解其实“自利、利他”也是佛教的根本思想内涵和信仰的终极追求。最重要的是佛的具体含义即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又可称作“自利、利他、利行圆满”,这三点即是佛教信仰的全部。而且佛教对于利他跟是有详细地阐述“言利他者,名为善行,乐为此故,名乐利他。”(《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三)这一定义向人们说明了,利他即是善行,善行在于利他,乐此善行才是人生应追求的真正意义。并且以自利、利他为标准,佛教将人分为三等:“无自利行、无利他行,名为下士;有自利行、无利他行,有利他行、无自利行、名为中士;有自利行、有利他行,名为上士。”(《瑜伽师地论》卷六十一)这种划分对启发人做出正确的价值行为选择很有意义。另如“不为自己受蓄财物,凡有所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卷下)“同利等彼己,所有与人共。”(《长阿含经》卷十一)等自利、利他的思想佛教自利、利他的思想。所以作为社会工作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思想理念,利他的思想不仅仅在基督教中有所说明,在佛教中也有很好地体现和阐述。
最后,佛教的善恶思想。佛教在中国发展两千余年,对民族道德风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善恶的观念。释迦牟尼亲自将他的教义概括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增一阿含经》卷一)佛教认为人内在意(意识)的善恶,支配外在身(肢体功能)、口(语言功能)作用于他人才会形成善恶。讲求善恶不可共存,应弃恶生善,“若人不离恶,能生善及能利益众生,无有是处。”(《摄大乘论释》卷十一)佛教要求人们应以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于善,如“于善法所不生知足,修行善时心无休息。”(《优婆塞戒经》卷七)佛教信仰的终极追求又称为“解脱”,它的真正含义在于使人从罪恶中解脱出来 “若唯行善行等,不行不善行等者,是名解脱。”(《阿毗昙毗婆沙论》卷十五)。
由上可以看出佛教各种思想可以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丰厚的本土思想资源。
4布施与社会工作
布施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普通,凡是稍微接触佛教的人,都知道要布施,向佛寺捐钱、供养法师都是布施,但这只是布施的一部分,实际上布施的意义非常广大,并不限于这一小部分,大体可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三种。那么其与社会工作又有什么联系呢?我们都知道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可以为受助者提供物质帮助,给予心理支持,以及帮助有困难人士增强战胜困难能力,使其达到自助,从而摆脱现实困境。而佛教中的布施正是指在修行过程中不断利他而使自己达到功德圆满。因此可以看出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有相通之处。后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首先,财施是将你有的资产,包括金钱与其他物品,舍捐出去,令人受益。佛教认为一个人若将其资产捐赠出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是一种莫大的福报。并且,佛教认为一切六道终生皆是佛,所谓“礼尽皆佛”,也就是说佛教鼓励人进行财施,因为在财施的同时不仅能给人提供物质帮助,更会令自己结善缘,种善因,得善果,离苦得乐。这一点可以看作是社会工作中可以为案主提供物质帮助。其次,法施是指将宇宙真理、佛法里所谓的正知正见介绍给他人,使人从中受到心理上的洗礼。一般认为,法施必精通佛理。其实不然,只要你的教授能使人受益,便可成为法施。例如,教师能使学生得到良好的教育,医生护士为病人讲解医学常识,社会服务者给人以适时的安慰,是人的内心平静,是家庭和谐,社会安宁。凡此种种虽说法的深浅各有不同,但应为都帮助了别人也可以说是法施。最后一种无畏施是指以大慈悲心助人或其他众生减少或消除其恐怖、忧郁、苦难等。
可见,佛教中的布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社会工作中助人自助的活动。只不过佛教布施的最终目的是修行者本身的大圆满,而社会工作助人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在西方的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作为西方主体信仰的基督教对其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由于长期被误解,一直以来致使佛教的先进理论未能为社会所接受,这是我们的悲哀。如果能从曾经作为中国主体信仰,现代对社会仍具有深刻影响佛教中提炼出有用的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应用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那么也必将受益匪浅。

参考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52a9c0100088o.html

第3个回答  2007-11-23
  外祖父与水鬼
  外祖父祖上世代修鞋,到了他这一代,有兄弟两人,他排行老大,从小继承副业修鞋,其弟在其支持下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
  外祖父年轻时靠修鞋养家的人较多,且人们生活节俭,鞋出问题后,会交给修鞋匠修理。
  故此不少修鞋匠长期走街串巷,到乡下修鞋。
  外祖父也是这样,外祖父所住的地方离北关村较近,所以他每天都是出门后一直向北走帮人修鞋。
  如时间拿捏的准,往往能在天黑前回家。
  有一天,因生意太多,误了时间,往回走时天已经黑了。
  天越来越黑,外祖父却迷路了,他平时走的那条大路本来很好辨认方向,可不知怎的,他走着走着居然进了一片玉米田。
  走了一会后,他到了一条河边上,涿州河很少,唯一的主河已经干枯了不少。
  外祖父面前的河却流的很急。而且借着月光,他能看到河水里有很多手臂在挥动。
  如果是别人可能已经逃走了,但外祖父确实个喜欢较真的人,且他坚信鬼怪不能强过人。
  于是他大喊:“我这里刀子、锥子齐全,你们谁要试试?”说完抄起把修鞋刀子丢进了河里。
  河水马上平静不少。
  外祖父在岸边走了一阵,很快找到了回去的路。
  祖父说外祖父遇到的是水鬼,水鬼实际上并不是鬼,而是一种河流中的怪物,常常在人游泳或渡河时拖人下水,然后食用。民间常有某河死人多了后年年都要死几个人的传说,人们以为是所谓的替死鬼所谓,实际是水鬼食人成瘾后的现象。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