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约980~1053）对词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内容的拓展、雅俗结合的风格的建立、慢词体制的创建三个方面。而雅俗结合的风格最能体现柳永继承与革新相结合的精神，也最受后人的关注，成为褒贬不一的聚讼话题。
一、如何说价柳词之俗
多数论者只盯信柳词之俗，并对其持强烈的贬斥态度，某些论者虽承认柳词雅俗结合，但贬其俗显然胜过称其雅。前者如《能改斋漫录》称柳词多"淫冶讴歌之曲"；《苔溪渔隐丛话》称柳词 多"闺门淫蝶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柳词格固不高"; 冯煦《篙寇词论》称柳永"好作俳体，词多亵渎”;黄升《唐宋诸贤 绝妙词选》称柳词"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 之";徐度《却扫篇》称柳词"声态可僧"、“为风月所使"；又云: 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之人尤善道之。 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雕，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 文士之已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说得最为激烈的当属王灼的《碧鸡漫志》： 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后者如李清照《词论》称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四库提要》称柳词"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 者终不绝也";说得最为分明者，莫如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长，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之态，所在多有，故党风期未上耳。 ”
这些批评实在过于片面。这倒不在他们只见其俗，不见其雅，而在他们缺乏"历史"的眼光。词的源头有二，一是唐五代的 民间词，一是唐五代的文人词，而民间词还对文人词产生过直接 影响，换言之，词的根本源头还是来自民间。这一点只需读一读 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杨柳、竹枝词一类的作品就可以明了。民间词以俚俗取胜，文人词以儒雅取胜，二者本来各臻其致。但上述批评家却忽略了民间同的源头而只看重文人词的传统。当然， 出现这种倾向也是有原因的，即民间词到宋代以后逐渐消亡，而 文人词却不断发展，久而久之便会以雅为正声，而以俗为邪音。 词之雅化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唯其漫长．才使人长期受它的熏陶，觉得本应如此。我们不妨简略回顾一下这一进程。
词雅化之始可首推到五代的"花间"词人。《栩庄漫记》云: "花间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彩，缛丽擅长，而意在闺 帏，语无寄托者，"飞卿(温庭筠)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 前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韦庄)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 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李[王旬])一派也。"(《全唐五代词》卷五引)且不说李[王旬]一派是否真的“近俗”，即以温韦而 论，显然都是精工高雅的，只不过一个"镂金错彩，缛丽擅长"， 一个"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已。温庭筠确有些"意在闺纬，语无寄托”的词，但这些词着色浓丽，刻画精细，形象繁复，富于 装饰美，正像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言:"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 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遍谐凤律"，一看即知为文人士大夫手 笔。更何况他还有不少缘情体物、寄托婉深，如"梧桐树，三更 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之 六)之类的雅作，"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韦庄词更是"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 见风度"(同上)。与温庭筠相比，"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 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同上)。总而言之，"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苔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与"端已词情深语秀"(王国 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都是士大夫高雅能事之两极，是词摆 脱民间俚俗，进入文人高雅圈的第一个里程碑。
接下来是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南唐词不仅写艳情，而且抒真情，开始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拓宽了词的意境和内容。 "南唐中主'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 美人迟暮之感”（王国维《人间词话》)。至李煜以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后，一景一物，触处皆悲，最为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黄升《花庵词选》卷一)也，"所谓以血书者也"。(王国维《人 间词话》）词至此"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 大夫之词"(同上)，这是因为"温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诗薮·杂 篇》）。请注意，词本产生于民间，按理说质朴俚俗的民间词才应 是"当行本色"，但至李煜，诗化的抒情词一跃而变为"当行"，足 见词文人化、雅化现象已多么强烈和普遍。
再接下来是以晏殊为代表的北宋初期词。"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冯延巳)。"(冯煦《篙庵词话》）"晏同叔得其 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特别是晏殊的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王灼《碧鸡漫 志》）。甚至"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苔溪渔隐丛话》前集卷 二十六引晏几道语)。不但不作妇人语，而且不作村俗酸腐语， "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王作 篆。'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 言金玉锦绣，而惟说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 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 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吴处厚《青箱杂记》）他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院溪沙》）之类的作品，不但善于捕捉纤细的感受，抒发深蕴的感情， 而且能暗示出对人生所持的理性态度，已经是纯乎又纯的文人之 词了。
说到晏殊与柳永之间的雅俗之别，不能不提及他们之间的一场正面冲突: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问:“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张舜民《画墁录》）
如前所述，斥柳词之俗，多始于北南宋之交及之后，唯独这一条 为特殊，它出现于柳永同时。如果说晏殊之前的温、韦、后主等 人还仅限于默默地发展雅词，那么到晏殊，则已公开的贬斥俗词了。至此，雅俗之争已被明确地提出。
到北宋中期苏轼等人笔下，是尚雅还是尚俗，已成为不成问 题的问题，俗词已被雅调排斥得毫无市场。在词人的本能意识 中，词似乎本应是一种"要眇宜修"、言长意永的新诗体，而优雅 婉约本应是它的基本风格。这时的有识之十所关心的不再是鄙俗之风是否已荡除干净，而是如何在尚雅的领域内开辟新天地，在婉约的一统天下另树新风格。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苏轼。"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便人登高望远。 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问)为皂隶， 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过词序》）不但柳氏之俚俗已匍匐于 脚下，就连温氏之艳丽也服膺于堂前。
再到北宋末、南宋初，人们就以回顾历史、盖棺论定的口吻来谈俗论雅了，这就出现了前边所引的种种评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满柳永之俗的论调多 出于两宋之交以后，而此前只有晏殊曾明确表示过不满。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论定历史时，缺乏历史的眼光。他 们始终生活在文人词占统治的时空中，因此就只以文人词的模式来评价柳词，他们距柳永最近的也将近百年。不要小看这近百年 的差距，它正是词诗化、雅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及其以后 成长起来的词人，从小念的是文人词，长大作的是文人腔，在他 们的头脑里，文人词是词的唯一体统、唯一源头。当他们偶尔转过头来，看到从前有位不避俚俗，专爱写"凤枕鸳衾"、"锦被余 香"的柳永，自然要把他视为郑卫淫声加以排斥了。我们有理由 相信，那时的人虽距词的产生较我们为近，但他们对词的源头的 认知却较我们更少。那时民间词己很少流传了，对唐五代的民间 词更无人搜集整理，出版流传，只有个别的好事者，将它抄录后 藏之于鸣沙山中，长时期地与世隔绝。因而那时的人几乎就没有 接触过民间词，更谈不上把民间词视为词的真正源头，并对保有 民间特色的"俚俗"有公允的、历史的评价了。直到20世纪初， 鸣沙山的石窟才重见天日，人们才发现在文人词出现之前己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民间词了。而民间词的好处恰在于它在俚俗中有奇趣，因而我们应站在善于继承民间词传统这一角度上，对柳词 的俚俗作重新的评价。
人们批评柳词之俗多集中在"淫冶"、"亵渎"、"为风月所使°，概言之，即嫌其多作艳词，且多直露语、市井气。再说透一 点，即嫌其多性感描写。其实这类词在敦煌词中比比皆是，这类描写恰恰是这类题材的"古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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