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的风度、气质。
这些词都是用来夸赞一些名人贤达们高傲、刚正的气概、品格。
凛然风骨溪上方
一
这是一个被抹杀的村庄，这是一个消失了六百年的废村。
当我踏着淡淡的春光找寻着这个远逝的村庄，我的心头是纠结的沉痛和无尽的沧桑。
汽车驶入浙东宁海县大佳何镇境内，左边不时掠过一片片滩涂海湾，右面则是连绵的田地丘陵。不久，我们下车。右前方是一个琉璃顶盖的大理石纪念碑，上书：明儒方正学故里。纪念碑旁是一排排晾晒着的海苔，潮湿的海苔飘洒着一阵阵海腥味。石碑后方是并不高耸却郁郁葱葱的狮子山。公路前方的路标写着：溪下王村。
从狮子山缓缓流下来的小溪，经路标左方一路向北流入宁海湾。六百年前，这里以溪为界，东边是溪下王村，西边即是溪上方村。每当春分时节，两岸桃花鲜红欲滴，两村欢声笑语涌成溪中细浪，方氏王氏亲如一家。
公元1402年梅雨时节，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在溪上方村席卷而来。尽管时局恶化，村中早有人如惊弓之鸟四散而去，但斩草除根的大杀戮依然出人意料。一夜风雨骤，血染溪上方，桃花溪上流淌着鲜红的血水，昂然的村庄顷刻夷为平地。血雨腥风之后，沿溪的桃树尽皆枯死，桃花从此不再在溪边开放，桃树从此不再在两岸生长，溪上方村从此成为废墟。
二
这一年，一个生机盎然的村庄就这样从狮子山下宁海湾畔忽然消失。
此刻，温煦的春阳抚拂我的脸颊，我久久瞻仰“明儒方正学故里”的纪念碑，心中仿佛翻涌着宁海湾的海风，脑海仿佛激荡着狮子山的怒吼。
我踏上田间小径，只见那些并不齐整的地块上，有的种着玉米，有的生长着马铃薯，有的种植其它蔬菜和作物，有的荒芜着只长了些杂草。一路上有点高低不平，似乎保存了村庄焚毁时的原样，只不过漫漫的光阴让废墟上覆盖了泥土和生命。我不敢想象溪上方村安详的时光，更不敢想象溪上方村消失的惨景，如今这里都是溪下王村的地盘了。溪边零散着一些民居，那也全是溪下王村民的住宅了。据说溪下王村至今还留着大片集体土地，希望能有一天方氏后人回来重建新家园。
这一个村庄的光荣与悲怆，离不开人称“正学先生”的
方孝孺。他生于斯长于斯，是明初大思想家、文学家。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赞其“天地正气”;黄宗羲誉他为“有明诸儒之首”；
胡适称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
郭沫若则说他“骨鲠千秋”。他被杀害之时，就是溪上方消失之日。在跨过通向溪下王村的溪上小桥时，为我们引领的方氏后人指着桥墩中一块深色的条石，告诉我们这是方氏宗祠的遗存，还依稀能辨出字迹。
明初
靖难之变中的方孝孺之死，是明史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方孝孺，他是刚正不阿的大儒，还是迂腐愚忠的书生？到他的故里，我们能否找到答案？
十四世纪末，文艺复兴的阳光正照耀西方。此时的
中华帝国却一派沉寂，由平民而登上帝位的
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太子朱标早年病故，皇太孙
朱允炆继位后大力削藩，引起诸王恐慌。
惠帝建文元年(1399)，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后从侄儿手中夺过皇位，是为
明成祖。朱棣兴建了北京城，于1421年从南京迁都北京，统治期间派郑和七下西洋，又编纂
《永乐大典》，展现了永乐王朝的鼎盛。但是，他的名字也和“诛十族”、“瓜蔓抄”之类的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他同其父一样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朱棣在夺取皇位后，对建文遗臣和所有抗命之士大开杀戒，有案可查的共诛杀一万四千多人。当时方孝孺是惠帝的宠臣和老师，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并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十族！”朱棣一面将他关至狱中，一面搜捕其家属，逮解至南京城，当其面一一杀戮，后将其押至聚宝门(今南京中华门)外腰斩。最终，朱棣就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连他的学生朋友也因此而受牵连。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计873人被处死！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方孝孺面对屠刀视死如归，忠贞不渝，誓死不屈，这可谓感天地泣鬼神！受到后人的无限敬仰和赞颂。
溪上方，中华门，悲歌一曲动天地。
三
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评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义。当我们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时，我们应当作出怎样的评说？
寻访方正学故里十天之后，我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在玄武湖边、
石头城下，我抚摸着那些六百岁的城砖。那些城砖虽历经风雨沧桑和战火磨难，除一部分有所剥蚀和残破，几乎依然棱角分明，砖面上凸显的正楷汉字还锋芒毕露。这可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杰作，为保证皇城千秋永固，他下令所有的城砖都必须印制上州府、砖厂、砖匠的名字。如此严格的监制，自然防止了豆腐渣工程的出现。但南京作为国都，依然避免不了短命的宿命。
六百年后，我不晓得朱元璋如何机关算尽，也不清楚朱允炆如何的仁政，我只知道皇权争夺的残酷。朱元璋诛杀武将功臣，封子为王，酿成藩王强权、皇室虚弱。年轻的皇帝根基未稳，燕王却已兵临城下，里应外合，长驱直入。而
建文帝却下落不明，让后人搞不清他究竟是阖宫自焚还是逃亡为僧。建文时期的档案资料销毁殆尽，那段历史就如雾似谜。有传建文帝在云南武定县狮子山中避难为僧，其中帝王宫有一长联：僧为帝，帝亦为僧，四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此联概括了朱元璋、朱棣、朱允炆祖孙叔侄三代君王的行藏、史迹与传说。
历史往往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往往要湮没无闻。历史可以存疑，但指责方孝孺愚忠自私而不顾亲人安危的说法，至少是片面和武断的，“便十族奈我何！”只寥寥数字，而这当中会有多少未能言表的史实。我们依据的史料，也许是篡改的历史，因此只有不拘泥于某些“史料”，才能发现史料背后的历史事实。这个开国文臣宋濂的得意门生，这个写了《深虑论》、
《豫让论》等宏文的“天下读书人的种子”，这个满腹经纶的一代宏儒，这个响当当的硬骨头，奇儒奇崛刚硬，或许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迂腐几字所能涵盖的，也不会是简单的宁可灭十族不肯低下头的“自私”。请看《豫让论》开篇：“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由此文反观其遭遇，更是平添悲剧色彩。从方孝孺的诗文书法，足见他为人方正，一身傲骨，满腔正气，绝不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
且看朱棣诛杀的残忍手段：剥皮、油炸、割舌，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的秦淮河被染成了胭脂血色。另据
《明史》记载，成祖派遣
郑和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在海外查探建文帝的下落。以此推断，方先生哪怕为他写下即位诏书，我想或许也只能是一时的委曲求全，只怕落得搭上性命也失了气节，九族十族也未必能够幸免，即使能苟且偷生，也难免落得天下人耻笑。史称，“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南方不屈的抗争或许是导致成祖迁都北京的主要因素，其中被诛灭十族当中同为台州府同乡的就不在少数。这哪里是先生拉上他们殉葬，这分明是一个对自己恪守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有丝毫亵渎的群体在面对随时可能的羞辱和损害的自我救赎！当方孝孺看到自己的弟弟孝友即将受戮而泪流满面时，他的弟弟却吟出了这样的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这一段历史的真相，石头城是否记得？谁又能穿透历史的迷雾，评说千秋功罪？
四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一首
《咏石灰》诗，相传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所作，另有一说是方孝孺之作。可见在后人的心目中，方孝孺也是同于谦一样轰轰烈烈的英雄壮士。
今年清明节，方氏后人齐聚溪上方狮子山敬祭先祖。正学先生惨遭灭门之灾，而其子孙却依然绵延不绝，此为何故？一说是其孙被人调包保护而成功出逃，一说是亲人跳入桃溪而被溪下王村民救护。在方孝孺后裔中，就有写下《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等名篇的红军名将方志敏。真可谓衣钵相传，“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
再往上查方氏族谱，方孝孺祖上源出于唐朝诗人方干一支。方干貌丑才高，一生却功名不就。方干后人迁居台州一带，其中方干第八代孙方斫在仙居创办了著名的桐江书院。孝孺祖上可以说是诗书之家，儒学传世。方孝孺年幼聪慧，6岁能诗，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韩愈)”。15岁其父方克勤任济宁知府，为远近闻名的清官好官，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励志攻读，18岁作传世名篇《深虑论》。后深得太祖赏识，是有明一代儒宗，成为开国皇帝的其中几个皇孙的老师，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献王朱椿将其书斋“逊志”改名为“正学”。正学先生在家乡溪上方、前童和跃龙山等地都曾设馆讲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惠帝时历任翰林侍讲、侍讲学士、文学博士(正五品)，尽管官位不高，却是惠帝最信任的三驾马车之一。他悲壮的一生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后人亦尊称为方文正公。
狮子山铸就了方正学的正气，宁海湾造就了方文正的气魄。桃溪两岸现在是香樟茂盛青葱，清香沁人肺腑。世事纷扰，欲海无边，桃溪无言，唯有广阔的胸襟才能宁静无尽的欲海，唯有刚硬的正气才有宁海的气魄。
方孝孺，宁海魂，这就是台州式的硬气，是台州式硬气的源头，是台州式硬气的最好写照。
溪上方，这是一个早已消失的村庄，这是一个永不消失的村庄，它依然是老台州的骄傲和浙江的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