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一.相遇在美丽的童年与家庭的变故中
周氏两兄弟虽然生活在封建气氛十分浓重的家庭里,但他们与普通家庭的兄弟一样有着深深的手足之情.
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鲁迅对周作人的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鱼虫,文史掌故要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哥哥的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在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方面,鲁迅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他们拥有着共同的对待童年的回忆,这点也在他们的回忆性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绍兴这个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下来的旧迹很多,且不谈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目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度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纯朴的民风那些恰然的,神秘的乡间戏曲,街头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弥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是妙趣横生.
他们享有着同样的美丽的童年,而在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中,由于长幼等各种原因,形成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初向.
周氏兄弟的祖父因文字案而入狱,从此家道中落,母亲不得不回到娘家,并将两个儿子寄放在娘家.当时,鲁迅与周作人是分别住在大伯与二伯家,可母亲这一回家,使家里人便有了些另眼相待,这一切的变化,在当时较年长的鲁迅眼中是看得很真实深切的,而周作人因较为年少而无所感.之后,周作人也是通过其哥哥的告知才得知的.
二.相遇在留学日本,回国寻路间
日本留学,则是大哥照顾小弟,在功课,生活等各方面,这也就培养了鲁迅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坚韧的个性.
而回国后，鲁迅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的一种纠正，一个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异常沉重的，这种价值的承担，鲁迅与周作人都有过，鲁迅所承受的要更重一些。而周作人也时常会帮着鲁迅出版一些著作。
由此可见，此时虽然他们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但还不至于决别决裂的程度。
三.相遇在家庭负担,对待亲人的问题上
作为长子,鲁迅自幼就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因此,他对这个家也有格外的深情.这主要表现为鲁迅因此对家庭的特殊维系和感情,也表现为鲁迅因此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状态.在他自己的自传中,鲁迅两次提到自己因家庭变故而不得不寄住于亲戚家,因此被称之为乞食者,相比之下,与鲁迅有着同样的乞食经验的周作人,对此的印象却是截然不同,他说:我们在皇浦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当然,这一方面,可以究因于周作人当时尚年幼,未经世事.但是这种印象的强烈反差,却也让我们不得不注重于鲁迅心理感受的敏感特点.可以说，对于自己的家庭,鲁迅承担了周作人所不能承担的东西.也因此有着周作人所难有的感情.所以当兄弟两人都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能够为了家庭包括周作人一家在内的生活而弃学返国.而周作人却是在鲁迅的亲自催返后,才回国的.我们认为,鲁迅对于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是与他的童年经历和所谓的"破落户"意识有着直接的心理关系.
也许对于家庭的承担,作为长子的鲁迅来承担这一切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鲁迅也是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的糟蹋以及无止尽的挥霍.
而这个视鲁迅的辛勤于无物的人,正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而实际上,这次导致本有着兄弟怡怡之情的手足决裂的根本,恰恰却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的一场阴谋.
事情的进程告诉我们,周作人的思路是围绕着信子开展的.信子一告,周作人就一跳,在心子没有告发之前,周作人颟顸糊涂,信子一告,周作任便立即写了绝交信,既源于信子,又甚于信子.到后来鲁迅前去取书时,信子骂人,作人还动手,是助信子之威,而猛于信子之法:他总是跟着信子而比信子做得更过分,似乎要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
实际上,周作人是很惧内的,信子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没人理她,她便就也没趣了.可偏偏周作人在家又是横草不拿的人,做人似乎不分青红皂白得只求太平. 于是周作人便对信子百依百顺,他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以至于信子后来养成的霸道作风,在家中称王称霸.她本就拥有着经济上主持家政的权利,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要独霸八道湾的野心.在处心积虑地排挤掉了周建人以后,便视鲁迅为眼中钉,也是利用了周作人懦弱求太平的心态与本性.
而另一方面,于鲁迅而言,他辛苦赚来的钱,本来可以过挺小康的日子,但却在信子的无度挥霍之下,如不敷出,以至于鲁迅不仅把自己所有的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陪了进去,有时还得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连买香烟和点心的钱也没有.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信子还是处处与鲁迅过不去,驱逐与排挤鲁迅是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阴谋.
鲁迅在愤懑中离开了八道湾.这次的兄弟决裂是他一生中精神上打击最大的一次.对于鲁迅的患病史,有着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鲁迅后来的性格发展影响巨大.
它使得鲁迅在思想上有强烈的"复仇情结"及"受骗情结"或者"多疑"的一面,这个事件绝对是个重要诱因.1942年他写了以《复仇》为题的散文，以后又写了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铸剑》，1942年11月13日，鲁迅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即是多疑的例证，1925年写了《颓败线的颤动》中描写了一个被利用殆尽后被家人驱逐的老妇的“眷意与决绝，爱抚与仇恨，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交织的感情，也是一定程度的夫子自道。
如果说鲁迅在杂文风格前后期的变化是由泼辣转为冷峻，那么这次事件也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样，周作人所执着的却是一种幻灭感，以看破红尘的语气，表示要“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对于鲁迅，他总沉迷于无尽的怨恨，明里暗里诅咒，不惜失态。甚至对于世事，也似乎为了鲁迅有所区别而故意采取与鲁迅不同的立场，以至最终沦落为汉奸。
尽管两人的分道扬镳有其思想上的分歧，但不可否认，兄弟的失和，绝对是个重要的原因。
就这样，两颗中国文学界的双子星变成了永不相见的“参商”二星；一对最为相知的兄弟一变而为永不和解的陌路人；一双最最相亲的兄弟，一变而为冷漠的怨敌；一对最有思想的智者，竟为误解所惑而陷入迷茫困顿；一代最领风骚的文坛翘楚，一个成为战士，而另一个退为隐士。这个结局，是否也能被称之无法预知的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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