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09-02-27
见于史籍记载，楚国为了争霸中原，与中原大国联姻的不少，其中与秦通婚，尤为突出。双方频频出嫁迎娶，“合婚而欢”，成为秦楚关系史一大景观。楚女宣太后和华阳太后，不仅在沟通两国关系方面起过作用，而且在秦国地位显赫，在中国古代史上，是鼎鼎有名的人物。
宣太后， 姓，楚公族出身，约为楚宣王、楚威王盛世时人，嫁与秦惠文王(关337－前311年)为妃，号 八子，生子稷(则)、显与忄里。在秦惠文王在位的二十七年中，正当楚威王和楚怀王前期楚国强盛时期，秦全力东向攻打三晋，所以秦、楚关系尚较缓和。但自公元前319年楚等五国助公孙衍为魏相、逐张仪而行“合纵”之策后，秦、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友好相援而改为紧张相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秦国经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攻三晋又连连得手，楚国已感到“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战国策·楚策》)，故对秦转而采取防范和对抗政策。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楚等五国伐秦，楚怀王被推举为纵约长，但楚怀王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迎战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五国军队皆败走。楚怀王的举棋不定和软弱无力，暴露无遗。秦于是对楚文武两手，步步进逼，先取巴蜀，“得蜀则得楚”，从大江上游扼挖荆楚，以震慑楚国；又使张仪诳楚，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而使楚“绝约于齐”，斩断与齐联盟，孤立挨打。楚怀王果然中计，先绝齐后又攻秦，结果被秦大败于丹阳和蓝田，楚国从此一蹶不振，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不久，秦惠王卒，子荡立，是为秦武王。在秦惠文王执政时期， 八子只是一个一般的妃子，是秦楚和好的“使者”，不可能在秦国政坛或在秦楚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
秦武王在位不过四年即与孟说(力士)举鼎绝膑而死。秦武王无子，国人迎为质于燕的 八子之子稷(则)而立之，是为秦昭王(一作秦昭襄王，前307年－前251年)。 八子被尊为太后，史称宣太后(号)。秦昭王年少，太后听政，以楚人魏冉(宣太后异父长弟)为将军，以木云里疾为相，控制了秦国军政大权。魏冉的将军之职，为秦置将军之始，也算是宣太后的一个创举。不过，这时的政局是动荡不安的，秦武王诸弟争立，武王母(惠文后)、武王后及大臣拥立公子壮(武王弟)即位，称“季君”，与宣太后、魏冉对抗，内乱三年不止。公元前305年(秦昭王二年)，宣太后、魏冉尽诛公子壮、惠文后、昭王异母兄弟及大臣，逐武王后(魏女)回魏，“季君之乱”遂平。宣太后封同父弟 戎为华阳君，封子显为高陵君、忄里为泾阳君，形成党亲专政的格局，威辱全国。秦国原来重用客卿制的传统被打破，这也是宣太后独具胆识之处，以其强有力的政治手腕，维护了国家统治的稳定。
宣太后及其弟魏冉、 戎毕竟是楚人，所以在国家初安后，即采取了亲楚和楚政策。第一，楚围韩之雍氏，韩求救于秦，宣太后不肯发兵，而是遣使者入韩，诉之利害关系，不了了之。第二，公元前305年宣太后、魏冉刚平“季君之乱”，即“厚赂于楚”(《史记·楚世家》)。宣太后为秦昭王娶妇为楚，楚亦娶女于秦。这件事影响很大，《史记》及有关史籍均有记载。如《屈原传》说：“秦昭王与楚婚”。《楚世家》、《六国年表》等则说，楚迎妇于秦。冯永轩《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引黄式三说：“楚迎妇于秦，秦迎妇于楚，盖互为婚姻也。”引凌稚隆说：“楚往迎妇，与前约婚姻相应。”可见秦、楚媾和，恢复了“合婚而欢”的传统关系。在充满血缘纽带色彩的奴隶封建制社会中，双方通婚往往是政治手段的补充，所以秦与楚通婚，表明了宣太后不忘故国、竭力构建秦楚双方正常关系的良苦用心。第三，公元前304年(楚怀王二十五年)，秦昭王与楚怀王在黄棘会盟，这也是一项很有诚意的行动，因为黄棘在今河南南阳南，冯永轩《史证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以为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可见秦昭王风尘扑扑，翻秦岭，越武关，几乎是到了楚怀王的家门口来会见这位楚国的国君的，而且决定把上庸归还楚国。原来楚经丹阳、蓝田之败后，已“亡地汉中”，而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则是汉中要地，位居汉中中心，现归还，原秦惠文王、秦武王签应归还楚之“汉中之半”或“汉中”地的诺言，几经周折，现在终于兑现了，这显然是宣太后影响下的秦、楚两国关系实质性改善的大事。第四，次年，即公元前303年，韩、齐、魏三国鉴于楚国背纵约而亲秦，就联合起来共同攻打楚国，楚国孤立，遣太子横到秦国去做人质，向秦国求救。秦派客卿通率兵救楚，韩、齐、魏三国军队才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