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令人矛盾的国度，一方面他强调“君子好言以义”，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君子要讷于言而敏于行”；一方面，他告诉人们“拙以见诚，巧即为诈”，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一言可以兴邦”的名教至理；一方面，他提醒人们“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另一方面，仍然鼓励大家“要言不烦”；一方面，他针砭世人“沉默是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提倡“口才之道”、“论断之理”、“雄辩之美”。可见口才亦有“时”“势”之分和“度”的把握。如此，则真有点让人无所适从，无可选择，但又必须生活在他的汪洋大海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因为这个世界既没有不依附在言语之上空洞的的口才形式，也不存在脱离口才形式而独立承载的言语内容。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而且正是因为二者的不可脱离，才致使口才存在的价值得以显现——它就必须以一定的形式承载一定的内容，从而对社会、他人负起一定的责任，促成一定的效果，达到一定的目的，实现一定的目标。也即是说，他要“传文”“达意”“言志”“载道”，他要为真理而演讲、而辩论，最起码他要为其自己认定的真理而施展口才。
事实上，无论远古的还是现今的，无论其形式多么美妙，其鼓动性多么明显，都掩盖不了其背后隐藏的目的和目标，都遮掩不住其背后所认定的“真理”。就拿被现今很多“口才专家”誉为我国口才学的“开篇著作”——夏启攻打有扈氏的动员，抑或称为威胁式的训词——而言，它的言语无谓不美，他的策略无谓不高，但无论如何都不可忽略了其背后掩藏的战争意思，其背后隐藏的自为的“真理”标准。
可是，在现实中，却往往会出现口才的本质变异——过分注重其技巧和实在性的效应，而忽略其根本——内容，变成了为口才而口才。表面上看，这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讲，他反映出了口才学问中的许多悖论。我们可以追求口才上的成功，但不能把口才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这样，不仅无助于口才目标的实现，反而还会出现反口才目标的效果。如若再提升一下，拔高到理论的层面，则就是口才不再是为“真理”，而在于为技巧。从人类学角度而言，口才的作用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教化的工具，如果说一个社会竟相表演口才技艺，充满了狡辩、诡辩和奸猾，那么就不注重实效，不尊重知识，则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道德下降，欺诈盛行，不重时务的现象。历史上的古希腊时期就有明证，当时盛行诡辩，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一个命题。因为人是尺度，那么，哪里还有什么标准可言，于是争论之风大起，社会充满了辩驳和争论，流行清议和空谈，不仅不重实务，反而对实务空发议论，干扰和影响实务的执行。虽然当时，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文明程度很高，但他最后还是被罗马所灭，留下了千古惊奇。灭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清议和空谈肯定是其中一条。
如果说口才要成为一门学问的话，那么学问之道即为社会和个人的根本，那么他就必须避免成为一种技艺和工具，而应更多的关心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终极价值。但事实上，口才正是作为一种技术和工具而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口才学的悖论。
更为有趣的是，现今出现了一大批的“口才教练”，他们办报纸、出刊物、广收门徒，在传授技艺的同时，也发了一笔小财，还顺带着成为了成功人士、名人、专家、学者。甚至被誉为时代的“口才大师”和“口才真知”。由此，又令人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的两位哲人——苏格拉底和普罗泰哥拉，其中苏格拉底即是我们今天说讨论的为真理而口才的演讲大师，他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甘愿放弃辩护的权利；更为人们注意的是，他虽然辩驳水平很高，经常在街头用逻辑推理与人辩论，探讨真理，但却一生穷困潦倒，很少弟子追随。与之相较，普罗泰哥拉则不然，这个把自己看作衡量万物尺度的“口才大师”，把口才当作了一种技术教给他的弟子们，固而一生生活优裕，过的逍遥自在。联系现今，景象何其相似？那些真正“传道受业解惑”的真理传播者，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其往往受世人冷落，很少追随者，孤独而清贫的守在自己的一片天地；而那些为“口才而口才”的纯技艺派的人倒是名利双收。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但还就是有那么多人甘愿趋之若骛，实在令人可叹。或许，这就是上帝给人类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也是口才学的一个大大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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