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100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蹦，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40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帐，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160余万贯，保甲法支出130余万贯，还多出了30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15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腐烂的禁军身上。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不刻地为宋朝担忧，加上15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15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但得势，对王安石新法的废除这样凶狠彻底。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佑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5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5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5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敦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想想几十年后蔡京的作为，谁该为这个妖孽买单？诚然，这时的蔡京还处于雏形，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司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没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破绽。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这之前，在新、旧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是有的，比如刚下台的首相蔡确。可从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领袖的政治根基开刀。
蔡京这样做了，他的“零拒绝”手段再一次使用，这样没原则没底线的行为，司马光不仅不鄙视，居然还提倡，他本人的底蕴是什么呢？
如果以一切为政治服务，以达到目的为准绳，那么他多年以来保持的圣洁光环在哪里。退一步讲，这样急吼吼地接纳蔡京，也证实了他急病乱投医，在自己党内都缺乏认可的现实。
第二，蔡京的危险性。
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5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这里面得有多么复杂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能避开所有的障碍，迅速搞定所有办事人，为他的欲望全速运转，这体现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这是强人手段！
有这样的能力，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以上的事件单纯着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的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830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煽到他的脸。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NND，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屁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佑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80%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100%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列传”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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