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高风险社会，几乎不存在公共政策以外的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有可能带来公共性后果。一直以来，第一部门和第三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产出主体，而第二部门是私人领域政策的产出主体。现在由于社会系统各领域之间的交互性增强，私人领域的政策也应强调公共责任。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而造成公共性不良后果的事件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仅将目光集中于传统公共部门即政府和第三部门的政策输出，可能无法缓解突发事件的严峻态势。因此，将私人领域的风险政策纳入公共政策的框架，有助于全面、有效地应对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
既然公共政策的边界已由传统的政府部门和第三部门扩展到企业，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已由“成本一收益”分析转变为“收益一风险”分析，这就意味着凡是政府、第三部门乃至企业有重大的政策决策出台，都应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考虑到公共政策面广量大，加上我国社会仍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可以先从一些政府做出的对社会公众影响面广、影响力大的公共政策和建设项目开始做起。据悉，四川省遂宁市和上海市等已经先行探索。但是从全国而言，由于公共政策与重大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还有不少有待完善与提升之处，主要包括四点：
1．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必要环节”
从决策与风险评估的时序来看，目前一般都是重大政策和建设项目的决策在前，然后再进行相关政策和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极少是先进行相关政策和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然后再进行决策。也就是说，一般都是把风险评估当作决策以后补充进行的一个程序“走一走”，至多是“认认真真”地“走程序”，而极少把风险评估当作相关政策和建设项目决策前的“依据”，遑论“重要依据”了。如此看来，试点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其量还只能算是“略占地位”，而非具有“战略地位”。此外，如果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确发现有可能出现很大的风险，就应当明确提出改变或取消决策、终止或取消重大项目；对于上级做出的决策，也应当勇于向上级建议暂缓实施或改变决策。我们努力的目标应当是：明确提出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交以后再做决策的要求，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真正成为童大政策和建设项目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必要环节”。
2．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宜为“第三方”
从学理上分析，不难得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不宜是制定重大决策的部门和承办重大建设项目的单位，而应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方。同一个部门既负责重大政策决策的出台又负责评估和判定这一政策是否会影响社会稳定，或是同一个单位既负责承办建设项目又负责评估和判定这一建设项目是否会影响社会稳定，可以预期的是，最后风险评估的结果往往是肯定而非否定的。这样的风险评估就成了“做形式”、“走程序”，甚至出现控制论中所说的“正反馈”，即评估方输出的反馈信息进一步强化了决策方的指令信息，决策方和评估方同方向地施力，导致无法提前预知，甚至有可能强化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所带来的重大社会稳定风险。鉴于许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都受到“政事不分”的质疑和要求“管办分离”的压力的教训，现在试点和推进重大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就应强调并坚持进行风险评估的主体的独立性和超脱性，从一开始就贯彻“管办分离”，避免制造新的“政事不分”、日后再增加“管办分离”的麻烦，
3．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能照搬企业风险管理评估的方法
4．应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和决策主体的问责
为了保证重大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走过场”，必须重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域的问责制、这种问责应当建立在明确决策与评估的职责划分的基础上。凡是风险评估没有发现问题，待重大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执行以后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严重社会不稳定的，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及其责任人应当被追究责任；凡是风险评估发现并如实提出了问题，却未被决策者所重视仍然付诸实施而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严重社会不稳定的，则应加大力度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并对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予以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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