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
李时珍、徐光启、
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
《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
《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
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
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
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
《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
《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
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发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他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可见鞑子还是无法和先进的人类相提并论的。
更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鞑子酋长(恕我用此侮辱性字眼)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满清自欺欺人地发布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几乎是明白的告诉人家――鞑子对火器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
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鞑子酋长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像在华丽的“
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鞑子那群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
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鞑子们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