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不足34年的短暂一生中做成了领导云南辛亥起义
和反袁护国两件大事，从而奠定了他在
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但由于他师事
梁启超并曾一度
拥袁，人们对他的评价颇多歧异。有人用“反清、抚袁、拥孙”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革命家，功大于过；有人又用“保清、附袁、反孙”
六个字概括其一生，说他是改良派，过大于功。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简单，且失之偏颇。实际上，蔡锷就是蔡锷，他既非革命派，亦非改良派，而是一个真诚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是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关键。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对蔡锷这一感兴趣的人物进行评述。
从戊戌到辛亥，是蔡锷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及军事救国时期。1897年，15岁的蔡锷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
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的教育，
戊戌政变后辗转到日本留学，受到西学的熏陶。1900年他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师友多遇害，蔡锷重返日本，决心投笔从戎。于1901年12月考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1903年7月入
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学习，同年9
月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初考入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分入骑兵科，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蔡锷读书求学期间，正值
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也是中国仁人志士觉醒起来奋起救亡图存之时。正是在这种时代感召下，蔡锷发愤攻读，上下求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其特色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惧为亡国之民”，“耻为衷家之狗”；其次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以日本的隆摩喻湖南，决心维新湖南，变革湖南，坚信“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把抵御外患与学习外国长处紧密结合起来，反对守旧，力主开放，稽合国情，纯用西法，为此他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文明，尤其强调学习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抱定“流血救民”的志向，大力提倡军国民主义，变“尚文”“尚武”，重新“
陶铸国魂”，振起民族精神，并以军事作为自己救国的主要手段。
1904年冬蔡锷自日本归国之后，将其爱国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
云南从事新军的编练和教育工作。“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目的”，“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是他的生动写照。其所到之处，均能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在广西，“于桂省兵事，
多所建议”，“创练步标，躬亲教练，一切规模，皆所手订”还到边塞考察，短衣匹马，巡行四千余里，于边情地势，逐一札记，草绘略图。
蔡锷1911年初离桂赴滇时，正值英国武装入侵云南片马一带，蔡锷表示“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已耳。为了培养新军将士为国家谋利益，为国民争幸福的责任感，他编成
《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的材料。针对清军将领志在高官厚禄、士兵志在虚誉饷糈的状况，他明确指出：“吾侪身膺军职，非发大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其救国之志，爱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辛亥
武昌首义之后，蔡锷审时度势，在云南成功地领导了重九反清起义，并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在督滇期间，他对云南庶政进行了改革，并派兵援川、援黔、援藏，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此，人们多所论及，兹不赘述。特别指出的是，蔡锷在担任云南都督之后，曾对中央革命政府的建设多所谋画。早在1911年11月9日，在仅有七省独立的情况下，蔡锷即发出通电，率先提出“急宜组织”“集中统一之机关”，11月15日他收到
黎元洪的皓电，内称“亟应建设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速派全权委员来鄂”。他立即复电，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全权代表即日选派赴鄂。同时明确表示：“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宜措置”。11月18日，蔡锷再次致电独立各省都督，进一步提出中央政府组织纲要三端：一、定国名为中华，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销，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
11月下旬，蔡拟定中央会议大纲23条并电请各省速派代表莅鄂会商，从速组织中央政府，还宣布滇军政府“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
民权，汉、
回、蒙、满、藏、夷、苗各种族视同一体”。综观他的通电和举措，最突出的是主张建设完全统一国家，建立民主立宪制度，建立国家统一，以实现民族平等，谋求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以期在
国际社会中确占一席之地，并承认首义之区武昌的特殊地位。所有这些，都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也是正确解决时局问题的革命主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锷电贺
孙中山担任大总统，并提出三点建议，强烈反对划疆而守、省自为谋，极力主张消除党见，惟贤是任，倡导以平近手法和谨慎态度廓清相沿已久之积弊，反映了他争取恢复国家统一、追求社会有序进步的强烈愿望。针对各省用人行政省自为谋的
状况，蔡锷电请孙中山及各省都督，要求中央在用人、财政、军事诸方面“统一事权”。他还
致电陆军总长
黄兴，愿将训练有素且将领富于学术经验的滇省北伐援川各军队留备中央，
听候调遣。这一切都表明了蔡锷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国家统一的鲜明立场。从蔡锷求学时务学堂到为护国而献身，前后恰好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处在清末民初历史大变动的时期。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无数仁人志士召唤到救亡图存的时代前列。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经验阅历、所受教养及性格特征不同，因而所采取的救国方略也各种各样。有主张变法维新的，有主张君主立宪的，
有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的，更有主张通过反清革命建立民主共和而谋
求国家富强的。正是这些不尽相同的方案各个付诸实践，正是无数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才
形成为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社会前进，使中华民族免于灭亡，免遭瓜分。其中，反清革
命和建立与巩固共和民国又无疑是清末民初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蔡锷从
维新改良到军事救国，再到反清革命，最后为维护共和而献身，他的光辉业绩和巨大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更重要的是，在他决定自己行动的时候，既非出于自私的动机，亦非无原则地追随和依附他人，而是基于自己的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的政治理念。他始终追求富国强兵和社会进步；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始终主张建立强固有力的政府以增进国力、伸张
国权并借以保障民权；他始终反对内乱党争，力主团结一致外竞；他始终维护国家权利，竭力谋求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他对自己的政治理念坚定不移，身体力行，表现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爱国主义是推动他不断前进的伟大动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视的精神财富。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可以深刻理解蔡锷一生的政治选择，而且可以从这
种理解中宏扬光大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所以我很感兴趣。求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