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既然能当县吏，必定是知书达理之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虽然在仕途的道路上没能再进一步博取功名，从而实现读书人的梦想，而最后只是混了一个小小的押司之职，心中的不甘肯定是有的。宋江在郓城县担任押司之时，就有了“山东及时雨”的雅号，这个绰号不但在江湖上有名，而且在一般百姓当中，也是流传很广。宋江平时遇到有人遭难，总能仗义疏财，解囊相助。郓城百姓从卖早点的到说媒的到走街串巷卖瓜果的都能和宋江说上话，看来宋江平时也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什么官人的架子，百姓有什么难处和心里话也都愿意和宋江说。宋江不为人知的善事肯定也作了不在少数。就是在河北地界，也有一些生活困苦的百姓，或者是“江湖”上的豪杰，也要慕名远道而来，或者探访，或者有事相求，或者就是要看看这个江湖上有名的“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是个何等样人。如此看来，宋江实是一个心地善良、愿意为他人排忧解难之人。就是这样一个心善之人本不应与强盗沾边，最起码他发现别人有不法行为时，也因该能够挺身而出予以制止。但宋江却恰恰相反，他不顾自身安危，瞒着州府派来督捕的官员，私下给晁保正报信，使晁盖等人得以脱身而去，逍遥法外。这些行为似乎与宋江自幼所受得教育格格不入。那他如此不顾身家性命和其与人为善的信条，作出不法之事，这又是为什么哪？宋朝到了徽宗年间，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掩盖下，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朝廷每年向辽、西夏、金“纳”款，献上大量钱钞，布帛，以买来暂时的和平和安宁。这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在国内，朝廷中奸臣当道，而其爪牙则散布于各地，不守为官之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从而使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或其他无产者，越来越陷入贫困。宋江在县衙内公干，自然能见到很多不平之事，像那各级官僚贪赃枉法，暴敛钱财，而百姓无辜遭难之事肯定也是屡见不鲜，他也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尽量为百姓开脱。而像朝中的奸臣太师蔡京，其女婿梁中书，是北京大名府留守。每年为了给蔡京祝寿，却要将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送到东京。他们的钱财自然多是搜刮于民间，一边是社会底层人民穷困潦倒，艰难度日，像阮氏三兄弟、解氏两兄弟；一边是不法贪官为庆生辰而动辄献上十万贯的寿礼，如梁中书。两相对照，社会矛盾立即显现出来。这些社会现象，使有正义感的人们心里自然不平。像这“生辰纲”，谁都知道是不义之财。赤发鬼刘唐不是对晁盖说过：‘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说得多好，‘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看看，在江湖好汉的心中，认为夺取“生辰纲”这一不义之财，即使上天得知，也不会降罪。这就是那时候一些社会底层人心中的想法。宋江当然也不列外，通过日常所见，心中自然对贪官存在怨恨，对“江湖好汉”存有同情。所以一知道晁盖犯了大罪后，没有丝毫的犹豫，连忙前去报信，使晁盖等人得以逃脱。所以说宋江给“强盗”通风报信，既有其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江湖义气，也有对贪官污吏的痛恨，更有对社会底层贫民的同情。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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