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霸王别姬》能否算得上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大片?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尽管它是一部合拍片，但是按照品质传统的特点，《霸王别姬》完全符合大片所要求的条件。影片启用了当时香港与内地最具影响力的演员，精致的故事结构，华丽的影像语言，以及精巧细致的布景，使得影片的制作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宏伟的工程，而这个工程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被导演精心的修饰着。影片尽管延续了政治批判的惯性，可是它还在追求现实精神的回归与勃发，影片勇敢的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面貌，描写了社会历史存在的尖锐性矛盾，以一种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引起了人们心灵的共鸣和震撼，从而使得影片在品质传统里不失其艺术性。而所谓的品质传统里的艺术就是艺术在商业大片里的移植，对于这样一对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形而下的精神与物质，进行合理的安排无疑是一种技巧性的手法，因为它既要取得商业的利益，又要使观众不自觉的接受影片所提供的深度，而且这种深度是永恒的，从而使得我们不论是在那个时代还是在现在以及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观看影片，都能体会到其永恒的艺术魅力和内涵张力。 《霸王别姬》所展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比较大，关于在某种环境里人性的张扬的一部电影。而艺术批评的任务，就是到作品中去发现、命名这样的人性概念。《霸王别姬》的艺术成功之处就是对于扑朔迷离的的人性的独特的把握。有谁知道人性是什么?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食色性也，等等。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伦理角度阐发人性。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而在电影里人性是一种最原始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而社会也往往因为它的某种原因而“成就”某种人性，尽管我们常说那仅仅是艺术的，可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原先的小豆子成了程蝶衣，是因为他有了一种对现有身份的认同。小豆子“本是男儿郎”，在戏里却要做“女娇娥”，这种性格与行为的扭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程蝶衣。在戏里“她”娇柔百态，俨然就是一个女儿身，那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的无限风情，无不透出一个假虞姬的真性情。在戏外所谓的“不成魔不成活”是他的戏在人性里的根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虞姬身份，同时也深深的把从小所依赖的大师兄，也就是现在的段小楼，真切的比作霸王。可以这么说在程蝶衣看来，人生即是戏，而戏即为人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程蝶衣荒诞的举止与行为，因为他已不仅仅是入戏太深那么简单了，在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对人性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的误区不仅仅是存在于他本身，而更多的是这个社会对他的人性的误区解读，以至于到最后当程蝶衣感觉到无法再做他的虞姬的时候，影片为程蝶衣选择了一个比较艺术化的结局，那就是保持他的纯真人性让他的生命嘎然而止。 在纯理性的社会里，一种特有的人性向来被看的很神经质。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理论，程蝶衣带有典型的神经质的精神官能症，他们之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及外在影响的不善于应付及令人不可解得反映，他们的敏感性、易激动性;他们的善变、不稳定性，以及他们之不能做好任何事，缺乏知识能力。但是在电影里这种理性会变得趋向浪漫，因为电影在寻求质感的同时，也不会忘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的观影诉求远比现实要来的高，也就是说，他们观影很大的目的就在于脱离于现实。 如果说程蝶衣是至情至性的话，那么段小楼就是一个纯粹的生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凡夫俗子。戏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既是仅仅是手段，那么段小楼的不温不火的粗犷与实际就显得有血有肉了，而段小楼的存在也就使得观众们不至于在张国荣不留痕迹的表演中飘忽的太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段小楼的牵制作用也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他只是在观众们忘乎所以的时候，在声色俱厉的吼叫声里能够使我们回归现实。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影片会让铁骨铮铮的段小楼在关键时刻出卖自己的人格。这是导演对于那个时代的理解，也是导演对于那个时代人的理解，既然有了一个如此纯情的程蝶衣，那就塑造一个在戏外历经沧桑的真实的人。 品质传统里的艺术并不是一个很纯粹的命题，何为艺术?我们该怎样定义艺术?电影里的艺术又是怎样的?这些都一些不确定的问题。而品质传统呢?在这个华丽的外表下艺术能否生存? 《霸王别姬》给了我们关于这些很多问题的答案，特别是艺术与品质传统的结合。在我看来品质传统已经不仅仅是商业性质的了，它的存在很多时候是由于剧情的需要以及艺术的需要，甚至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它给我们的电影创作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那就是商业与艺术并不完全是对立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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