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关于那个菊花的故事是什么

如题所述

宋朝,有一个大文学家苏东坡,是翰林院的学士,人们都称他"苏学士"。

有一天,他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没有在家。他见王安石的书桌上有一首咏菊的诗,这首诗没有写完,只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看了,心里想道:这不是胡言乱语吗?“西风”明明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而菊花敢与秋露鏖战,是能耐寒的。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大错特错?

于是他诗兴大发,不能自持,便提笔做墨,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来以后,看了这两句诗,对于苏东坡这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很不满意。

他为了让事实教训一下苏东坡,便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重九天气,连日大风。一天,风息后,苏东坡邀请了他的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叶,满地铺金。这时他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来,不禁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恍然悔悟到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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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上面故事时间不对。

苏轼被贬黄州时,王安石已辞官归田,自然不可能为一首菊花诗而计较并将苏轼发配到黄州。

真实的情况是,王安石虽然与苏轼政见上时有相左,但也是颇有胸襟之人,在得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王安石心急如焚,急忙上书皇上,说苏轼是人才、是名士,岂有圣君诛杀人才名士的。

这个高帽子给皇上一戴,才救了苏轼,才有了苏轼发配黄州这段故事。可见苏轼被贬黄州,既与黄州菊花无干,也与王安石无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吹落黄花遍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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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5
我国古时菊花的诗赋典故也极多,最有名的可能当属“苏轼黄州(湖北黄岗)菊花误”了。
故事是这样:苏轼有一天去拜访当朝的宰相王安石,正巧王在会客,仆从把苏轼引入书房稍候。在书案上,苏轼发现有一首未写完的诗,墨迹未干,只有两句:“秋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 满腹经纶的苏轼看到此处,连连感叹:“当年此公下笔万言,皆锦绣文章;如今不但文思阻滞,且大谬不然,纵然有别的花落瓣,哪有菊花落瓣的呢?这岂不成为笑柄?”于是,提笔续写道:“秋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就是因为这两句诗,王安石觉得苏轼少见多怪,缺乏历练,故贬他到黄州去任团练使(县武装部长)。
苏轼一边怪自己闯了祸,一边骂王安石小心眼,只好到黄州上任。在黄州,苏轼还真看到一种菊花,盛开时节,满地落英。原来天下真有落瓣的菊花。苏轼仰天长叹:“菊花误我!”
据说,这种菊花叫“落瓣菊”,只有黄州有,而且只有赤壁岩下第三道岩坎上的菊花才落瓣,是非常奇特的花种。不要说苏轼不知,即使当地人,见过这种菊花的也不多。
据考证,上面故事时间不对。
苏轼被贬黄州时,王安石已辞官归田,自然不可能为一首菊花诗而计较并将苏轼发配到黄州。
真实的情况是,王安石虽然与苏轼政见上时有相左,但也是颇有胸襟之人,在得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王安石心急如焚,急忙上书皇上,说苏轼是人才、是名士,岂有圣君诛杀人才名士的?这个高帽子给皇上一戴,才救了苏轼,才有了苏轼发配黄州这段故事。可见苏轼被贬黄州,既与黄州菊花无干,也与王安石无干。 这个故事是有着太多的戏说成分,但我相信落瓣的菊花一定是有的,不然,屈原如何会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呢?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6-02
“黄花”,指菊花。重阳(农历九月初九)赏菊,是我国的民俗之一。所以,古代的文人骚客常在这一天相聚赏花,吟诗作文。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不少歌咏重阳,或颂菊花的佳作,像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安石的《城东寺菊》等,都是。此外,史称“三苏”之一的宋代大学士苏东坡,也曾写下过相应诗篇,其中之一就是《九日次韵王巩》。在这首诗中,苏东坡向朋友表示:既已相聚在一起就不要着急回去,还是趁这菊花盛开的重阳节日赏花为好。因为,倘等到“明日”,重阳已过,不但人观之无趣,恐怕飞舞的彩蝶看了那过时的菊花也会犯愁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所谓“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之苏氏名句。后来,大家便将“明日黄花”作为一个固定词组(成语),用来表示事情已“过期”之意。比如,郭沫若先生在他的《〈沸羹集〉序》中就写道:“这里有些是应景的文章,早已有明日黄花之感”。再比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二七》中也有过关于“再经过四次月圆,我又可在母亲怀里,便是小朋友也不必耐心的读我一月前,明日黄花的手书了”的话。

名人大家们深知这个成语有典可查,因而用得准确无误,指的是过时的“应景的文章”,说的是“一月前”的“手书”,便称之“明日黄花”。而“文菲”的友人们不了解这个成语的来源,仅凭想当然地以为“明日”尚未到,既然是讲过期的事情,当然得用“昨日”喽。结果,反露了怯。
第3个回答  2013-06-02
苏轼和王安石的菊花落瓣之争王安石和蘇轼是北宋时齐名的文章大家,二人都曾师从欧阳修。在他们之间曾有这样一段故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菊花落瓣之争"作为诗话,见之于多种书籍,为人们所熟知。学术上的争鸣。本属常事,但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则是政见不合。王安石当宰相,推行新法,苏东坡反对变法。菊花之争不过是政治斗争在学术领域中的一种反映。蘇东坡原来是翰林学士,后被贬为潮州刺史,他一直认为是因为揭了王安石的短而遭此报复。三年刺史任莴满,蘇东坡四到京城。一日去拜见王安石,在书房等待时,蘇东坡偶然看见砚石台底下压著一首没有写完的诗稿,题回叫<<咏菊>>,但只写了[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两句。柬坡心想,按常理秋天才刮西风,菊花开在秋天,老了也只是枯萎,不会落花瓣的,于是挥笔依韵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听。写完不等见到王安石就走了。 王安石看到蘇轼续的诗,笑了笑,接著写起奏章,他建议皇上让蘇东坡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皇帝批准了。东坡对此很不满意,到任后心事不在政事,经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一天,有好友来看他,东坡忽然想起他后园的几株黄菊,于是,便邀好友一同去玩赏。前天刮了大风,这时只见满地铺金,而菊枝上一朵花也没有了,蘇东坡警讶不巳,半晌说不出话来。 此时蘇东坡才明白王安石让他到黄州任职的真意,原来是让他来看菊花的。东坡认识到错改了王安石的[咏菊]诗。马上想向太师赔罪。后来他找机会赶回京城,到相府见了王安石,对错改诗句一事,拜伏于地,表示谢罪。王安石笑著说:[你没看见过菊花落瓣,不怪你。]这样,两大名家,一个知过即改,一个恕以待人,在诗坛上留下一段佳话。恕以待人,知过即改,是儒家的待人之道。王安石写了两句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池金。"苏东坡看过觉得很可笑。"菊残犹有傲霜枝",怎会风吹落满地?便提笔在诗后面续写一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看后说是根据《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写的。恰巧苏东圾又作诗"谤讪朝廷",王安石就授意李定弹幼苏东坡吟诗怨谤君上。神宗皇帝大为震怒,下之于狱,并欲置于死,幸而张万平出来说情,才被贬滴黄州。后来有人说王安石叫苏东坡到黄州去是体验生活。第二年秋天,苏东坡亲眼看到黄州菊花落满池,不禁目瞪口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苏东坡去黄州,是因罪贬谪,这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说王安石要他去"体验生活",那未免把问题看得太天真幼稚了。其次,黄州菊花并无落瓣的特殊现象。所谓洛瓣之说是从古剧目《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编造剧情中找到根据的(见《曲海总目提要》),这怎么可以信以为真呢?菊花落瓣之争是戏剧故事,不能视作真实历史。《西塘集耆归续闻》中早就对此书作过评语,认为"王安石也有强辩处《楚辞》虽有洛英之语,所谓洛英者非飘零满地之谓也。夫百卉皆凋落,独菊花枝上枯,虽童孺莫不知之。王安石作事,动辄以经为证,故新法之行,亦取合于周官之书,其大概类此耳。这种看法倒是很有道理的。政治上,王安石属于入世一派,勇于开拓,勇于任事,勇于承担天下大任。苏东坡属于出世一派,超然物外,视功名如粪土,视挫折如小憩。王安石积极主动地方面多一些,苏东坡则有逃避的情绪。 从文学上,苏东坡更加潇洒旷达,山水寓于情,古今寓于梦,读他的诗、词、文,如同白鹤舞于江上,让人目不暇接,如在梦中。王安石则抱负长远,居朝堂之高,思四野之苦,读他的诗、词、文,如同雄鹰翔于天上,纵横千里,不知所之。两人都是才子,才华横溢,但王安石相对粗糙一些。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苏轼“乌台诗案”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第4个回答  202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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