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是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原意是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这是对当时有人用各种所谓“天生异象”的奇谈怪论来攻击新法的回应，同时透露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祖宗不足法”，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若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
“人言不足恤”，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
这既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自宋以降，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一种不断革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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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与初衷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在于穷则思变，根本原因在于赵氏王朝是通过政变方式登上权力顶峰的。
为了防微杜渐，北宋充分吸取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自重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致使领兵作战的将领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从而影响了军队作战的效率和战斗力，在与敌国交兵时期，节节溃败，形成了积弱的局面，造就了民族对立严重的矛盾；
其次，宋朝的统治者对土地管理不善，导致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灾民苦难，纷纷起义，造就了阶级矛盾尖锐的矛盾；
第三，宋朝的冗官、冗兵的不断加剧，北宋王朝上供的“岁币”使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形成积贫的局面，国库空虚，财政赤字严重，造就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式，年轻气盛的宋神宗斟酌再三，破格提拔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
在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财政思想的指导下，熙宁变法逐步发展，针对摧抑兼并、均平赋役的政策应运而生，主要新法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
第一、封建体制的问题；
第二、政策本身的缺点；
第三、刚愎自用、任用非人，王安石为人刚愎自用，人送外号“拗相公”；
第四、法律条例的缺失。
王安石变法是利弊并存，既不能以抑兼并而一概肯定；亦不应以聚敛而全盘否定，更不能以改革与保守论是非。
他既具有先进性，能够超前的提出改革措施，也具有滞后性，在实施的过程中扭曲了变法的本质，所以要从变法中吸取教训，获取经验，因地制宜为现有市场经济发展提取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祖宗不足法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语出《宋史·王安石列传》。
大意是：对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对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对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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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 ，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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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答被网友采纳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是指对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对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对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这“三不足”精神出自《宋史·王安石列传》。
原文：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
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译文：王安石性格倔强刚愎，遇事不管对与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不肯改变。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都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陈述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大家都驳不倒他。
他甚至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都被王安石解除官职了，他大量起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
王安石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因为旱灾而引退，等到再担任宰相，只过了一年多就被罢免了，直到神宗朝结束，也没有被再召回朝廷，前后共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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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议论高深新奇，善于雄辩和旁征博引，自圆其说，敢于坚持按自己的意见办事，慷慨激昂立下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陋习的志向。
于是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认为：“当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毛病在于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令。
效法先王的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精神，那么我们推行的改革，就不至于惊扰天下的人的视听，也不至于使天下舆论哗然，并且本来就符合先王的政令了。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具有着光辉正面的形象，王安石变法失败常令人感到唏嘘，被认为是由于保守势力和地主阶级的阻挠所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安石传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熙宁三年（1070）春天，在北宋中央政府的官员中间盛行着一种传说，说是王安石曾在宋神宗面前提出了这样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翰林学士院这时正要对于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做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就在他所拟定的一道“策问”中，把这三句话作为奇谈怪论而向与试者质询道：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既然以“愿闻所以辨之”作为这道“策问”的结语，这就很明确地示意给对策的人，要他们对“策问”中所引述的“三不足”之说用力驳辩一番。但是，当司马光把这道“策问”送请宋神宗审阅时，神宗却叫人用纸把它贴盖起来，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在发生这事的次日，王安石去见宋神宗，神宗问他说：“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回答说：“不闻。”神宗说：“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1●1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1从宋神宗和王安石这次对话看来，可知：一、在此以前，王安石决不曾在宋神宗面前提到过“三不足”的口号；二、对于“天变不足畏”一语，王安石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对于天变是否可畏的问题，王安石在此前的一些著述和言论当中，都表明他是认为不足畏的。据《宋史·富弼传》载，在熙宁二年（1069）的二月，王安石就曾发表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的言论，以致富弼惊慌失措地说什么“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在这里，王安石所提出和富弼希图加以驳难的，正是“天变不足畏”的观点。至于王安石在答复宋神宗关于“三不足”的问话时，之所以不肯直抒己见，必是因为宋神宗在对话之初，就先已气愤地说出了“朝廷亦何尝有此”的话，王安石只好把语气放委婉一些，不作正面的答复了。
因此，尽管王安石从来不曾向宋神宗提出过这样的“三不足”语句，但这三句话之为王安石亲口所说，却是决无可疑的。他自己倘若不曾说过，司马光是撰造不出如此富有开创和革新意义的话语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由翰林学士而做了参知政事，关于“三不足”之说也正从这时开始流传，这也反映出来，必是王安石本人在这时对“三不足”精神特别强调，这表明他在从事“造端宏大”的变法革新之前，就开始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了。
要变法革新，就是要改变自宋王朝建立以来所奉行的一些政策法令，这必然要损害到官绅豪强特权阶层的一些既得权益，因而必然要遭到他们的拼死反对。王安石清醒地估计到这场政治斗争的严重性。也是在熙宁二年的春天，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1●1《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青苗法（上）》。●1这几句话，虽是劝说宋神宗的，却也表明了王安石自己的勇往直前的态度和信念。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王安石为迎接这场严峻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口号。在此后的整个变法革新的过程当中，这个口号对扫除重重思想障碍，打退保守派们一次次猛烈进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天变不足畏”
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对于日食、彗星的出现，山崩、地震等自然界的反常现象和凡属比较严重的灾害，都要加以记录。他认为自然界的这类变异和人类社会政治事变具有必然的联系。相传孔子的孙子孔伋（子思）在《中庸》当中又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西汉儒生董仲舒则把这种谬论用“天人感应”四个字加以概括。
战国时期的进步思想家荀况，在其所著《天论》一文中，对于天变的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常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对自然界的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是和孔子孟子诸人的唯心主义观点完全针锋相对的。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思想，是和苟况《天论》中的这一思想一脉相承的。他虽是在变法之初才加以强调，却并非出于一时之激，而是如前章所写，王安石于嘉祐八年因母丧返回江宁，服除之后，他就撰写了一篇《〈洪范〉传》，驳斥了汉儒对“狂恒雨若”、“僭恒旸若”等语句的错误解释，所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为《〈洪范〉传》所作解题，即谓此文强调“天人不相干，虽有灾异不足畏”的观点。与撰写《〈洪范〉传》同时，王安石在为其弟子出“策问”题目时，也曾针对汉儒对“狂恒雨若”两句的曲解力加辩驳，今摘抄其题于下：《洪范》之陈五事，……如其休咎之效，则予疑焉。……必如《传》云：“人君行然，天则‘顺’之以然”，其固然耶？“僭常旸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则天如何其“顺”之也？尧汤水旱，奚尤以取之耶？1●1《临川文集》卷七○《策问》十道之五。●1这道《策问》大意是：汉儒对《洪范》的那种善行招福、恶行招灾的解释，是颇有问题的。如果承认他们的天人感应之说，和他们解释《洪范》时所说的，人君的行为过于僭越了就常招致旱灾，过于狂妄了就常招致水灾，那么，假如人君兼有僭越和狂妄这两种失德，天将如何作出反应呢？而且，尧和汤都是儒家称颂的古代圣王，然而尧时有连续九年的水灾，汤时有连续七年的旱灾，尧、汤究竟犯了什么严重罪行而惹来这样巨大的灾祸呢？这里的问题提得非常明确，非常尖锐。王充在《论衡·治期篇》中曾说：“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天地历数当然也。”王安石这道《策问》和王充这段文字所表述的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毫无二致的。通过这道《策问》，王安石把“天人感应”之论和《洪范》灾异之说彻底地予以否定了。这就无怪乎鲜于绰在其《传信录》中说王安石“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1●1鲜于绰是王安石同时人，《传信录》中所记多为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和人物。此书早已失传，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癸丑记事转引。●1朱熹在和学生谈话时，也说“荆公又却要一齐不消说感应”，认为灾异与政事“全不相关”了。2●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九《尚书（二）洪范》。●2王充在《论衡·治期篇》中也曾说道：“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这与王安石对于天变的认识也是相同的，但王充只把日月蚀等类的灾变认作是“有常数”的“天变”，而王安石则更扩而充之，把“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和“山川丘陵万物之形”，认为都是可以通过钻研而掌握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