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是鲁迅唯一的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小说。
《伤逝》不同于当时流行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用小说形式，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以启示广大青年拜托个性解放和个人束缚，探索新的路。
《伤逝》以主人公涓生哀婉悲愤的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了他和子君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但不久爱情归于失败，最终以一“伤”一“逝”结局。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反对封建势力对她恋爱，婚姻的干涉，束缚。因此，她庄严的对涓生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并不惜和封建旧家庭闹翻，好不理会“老东西”，“小东西”和路人的讥笑，坦然如无人之境，和涓生自由恋爱并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可是当她得到娟生的爱情之后，就以为找到了幸福，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于是，不再读书，不再思想，甚至连过去恋爱时，“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也没有了。”
而安于小家庭主妇的角色，乐于做饭，喂鸡，喂狗，把小家庭生活作为其人生的全部意义，甚至为了油鸡与房东太太明争暗斗，性格也变得怯弱，昔日的勇敢无畏更是荡然无存，从而变得平庸起来，这使涓生不满，愤怒，进而绝望于爱情。很明显，子君虽然接受了新思想，但是她还未拖尽旧思想的束缚。从本质上说，就是从一个牢笼冲进另一个牢笼，并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而男主人公涓生是“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新青年。他跟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论诗集。他大胆的向子君求爱，爱得热烈纯真。同居以后，涓生不满于子君的碌碌无为，他清醒地感悟“爱情必须时时更新 ，生长， 创造 ”，并认为“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
待到失业来袭，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他很快的认识到“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并未沉溺于爱情和家庭的小圈子，而是向周围的大社会寻求生计，于是发奋地写小说，译书。这是涓生思想比子君更为开阔的表现。
但他感到子君“捶着自己衣角”，致使他难以摆脱眼前的困境，远走高飞寻找新生路。一个止步不前，一个不断前进， 导致涓生对子君说出 “我不爱你了”的话 ，导致了二人的爱情破裂和分离，最后子君抑郁而终
小说通过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婚姻及其悲剧的描写，探索了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问题；揭示了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自由幸福是很难实现的这一道路；形象地指出只有认识现实，抛掉幻想，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站稳脚跟。
同时，《伤逝》也揭示了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社会的压迫是其社会原因，更重要的是涓生和子君的个性解放思想不够彻底是造成其悲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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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五四”时期，诉说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是许多青年的公意，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已成为当时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描写男女恋爱的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最多的是写婚姻不自由。
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义，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敏锐地发现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早在1923年底，鲁迅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妇女要解放应该用“剧烈的战斗”去争取经济权，“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到了1925年，鲁迅的世界观已处在根本转变的前夕，这时他则主张用“火与剑”的方式去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了。1925年10月写的《伤逝》，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
鲁迅用小说的形式，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探索新的路。
——《伤逝》赏析
作为鲁迅先生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是一出发人深省的爱情悲剧，全剧以男主人公涓生的内心回忆展开叙事，讲述了一对为追求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青年男女相知、相爱、出走、结合，最终却分离毁灭的爱情悲剧，深刻细微地揭示了他们在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彷徨与挣扎。当理想的帆遭遇现实的礁，当面对生存与爱情的冲突，我们该如何应对？《伤逝》对此的思考与解剖不得不说深刻。
通过有关资料可以得知，鲁迅写《伤逝》是在1925年10月。如果划定一条时间坐标轴，那么在1925年之前的1923年7月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彻底决裂，这一决裂对鲁迅而言“八道湾”这个大家庭从此消亡；1925年以后的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一个新的家庭从此诞生。1925年这一年亦是鲁迅个人生活中起承转合的一年。由此，作为鲁迅先生小说中最扑朔迷离的一部，《伤逝》可以看成是一部鲁迅的心情小说，它反映了鲁迅在这段时期的心路历程。其意义和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个人认为，鲁迅先生的《伤逝》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当时社会最需解决的两个问题。
首先是封建腐朽的时代只会禁锢人们的思想，压抑人们的性格。《伤逝》的时代背景是传统的封建礼教与新进的民主思潮激烈冲突的五四时期。涓生和子君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热切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是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千百年来深深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不会允许爱情自由，他所允许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就是所谓的“叛逆者”。对于涓生和子君希望获得婚姻自由和爱情上的自由这一个小小的愿望，是当时那个社会所容不下的。这也是造成他们最后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
其次是当时知识分子自身所缺乏的责任感和承担的勇气，以及对自由和爱情的盲目。当爱情的激烈褪去之后，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平淡如水的婚姻生活？当理想的烈焰一闪而过，我们又如何在现实的灰堆中保留它零星的光芒？这是涓生和子君面临的最大问题，面包和爱情哪个更重要？显然涓生和子君爱情的帆触到现实的礁，四分五裂消亡了。“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这是涓生无数次的呐喊。可是究竟什么是真是？面包吗？为了这一份真实，涓生对子君的爱不能称为真爱。
追求子君的时候“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可日后，却只当作是浅薄可笑的电影一闪，如此浪漫纯真的求爱形式就被涓生增加践踏了。这份爱情正是那个提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最后却为了求生而离开子君的涓生亲手埋葬的。子君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她对爱情的盲目纯真一开始就奠定了她的悲剧色彩。涓生的“无爱之爱”又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加深加快了她的悲剧化进程。
涓生和子君之间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这也是两个人在思考的问题。抛去小说表面所传达的，这又何尝不是鲁迅当时所探寻答案的问题呢？小说中反复提到“新生的路”。可何为“新生的路呢？”涓生在寻找，鲁迅在彷徨，“新的生路自然还有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文中类似这种明明知道有新生的路存在，却无法找见，想去追寻却无可奈何的描写有好多处。此时，联系到鲁迅在1925年的处境，可以发现涓生和鲁迅在有一点上到是一致的：他们都希望脱离原有的家庭原有的“妻子”。这与鲁迅当时的境遇和心境是极其吻合的。
我们应该说，在1925年的那个时刻，鲁迅用《伤逝》表达了他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