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 “殿试”考选，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凡此种种，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缚。宋代君主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实际上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德的延续，关键在于一个“内转”，即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仪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历年来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振兴国运，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结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这样说：他们逆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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