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中国的工科人才正面临供需错配的困局，尽管2023年工科专业应届毕业生的获聘比例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却难掩其“苦学四年企业却没法用”的尴尬现实，引发公众热议和思考：工科教育究竟如何才能培养有效技能？
本文从职业教育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作为工科教育的重要一环，职业教育被赋予为国家工业能力积累提供技能支撑的期待。然而本文指出，中国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饱受质疑：大量企业抱怨职校学生无法适应技能岗位的要求，往往需要二次培训；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也并未缓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工荒”问题。
文章指出，原因主要在于职业教育的文凭供给与技能供给之间存在张力。虽然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较高，但职校文凭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获得效力有限，这种文凭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会导致职业教育在技能形成上的失效。此外，产业的新技能需求反馈到职业学校技能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时滞”，导致职业教育的技能供给常常滞后于实际技能需求。
作者认为，职业教育体系本身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劳动者技能是否有效的标识，除了掌握规范性的理论知识以及获得文凭证书外，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生产过程中实际出现的问题。为此，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亟需重建“大职业教育主义”观，警惕”文凭通货膨胀“问题，以多元参与主体同步推进教育制度改革与劳资关系制度、社会保护制度乃至宏观产业政策改革等，推动中国早日建成真正的技能型社会。职业教育是满足现代社会规模化技能需求的核心渠道。在新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中，工业属性的职业学校和厂办技校为国家工业能力的积累提供了重要技能支撑。当下，国家部署建设技能型社会，将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定位为其中的基本制度载体。但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职校毕业生就业率较高，但职校文凭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获得和阶层流动效力有限，职业教育因此被社会大众视为“二等教育”，并由此催生了普职分流等广泛的社会焦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有效技能供给能力也备受质疑，部分职校技能供给的低质和错配现象并存这一事实，意味着其技能教育过程有待完善。正如《“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中所坦言的，目前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规模质量与建设技能型社会需求仍有差距”。
事实上，如果从全球背景出发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并非新鲜事，相关理论也对此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尝试以跨学科的视野整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从围绕职业教育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论判断出发，分析中国职业教育技能供给和文凭供给之困，并回归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实践，借鉴前辈学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以探寻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两种相反的理论判断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的兴起本质上源于现实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细化，职业教育的旨趣和向往是通过专门教育以训练职业群体、养成职业伦理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恰如中华职教社创办人黄炎培先生所言：“倡职业教育，为欲解决社会生计问题故。”职业教育之于生计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谋生处事”的社会个体层面，更体现在服务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层面，即所谓“厚生——个体谋生、正德——服务社会、利用——增进国家生产力”。
职业教育到底如何解决社会生计之困呢？核心路径是职业训练。职业教育理论认为，职业训练包括职业陶冶和知能训育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是职业理念和职业伦理的培养，后者则聚焦于职业技能的形成。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职业陶冶固然重要，但知能训育更为根本。无论是社会期待还是政策定位，一般均将技能形成作为职业教育的底色，职业学校也多围绕技术技能培养这一主轴来组织相关教育行动。那么从实然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真的能够促进技能形成吗？换言之，从实业需求的角度来看，以学校为主体场域的职业教育所提供的技能训练是有效的吗？围绕这样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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