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同志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
他满怀激越的爱国热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不畏艰辛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
冒死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臧克家同志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热情讴歌了抗日军民的伟大爱国精神和英勇抗敌的事迹。
1942年7月，他愤而辞职，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
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在此期间，创作出版了长诗《古树的花朵》、回忆录《我的诗生活》和《泥土的歌》《十年诗选》等诗集。
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
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吸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
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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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写作特点：
臧克家非常强调只写自己熟悉的，这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很大的特点。在“时代需求”和“自己熟悉”的关系上，他强调的是题材的熟悉。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诗人要去熟悉新的过去不熟悉的生活，这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
对于农村的自然景色，臧克家从来是倾心的。只要条件具备，他的灵感就会轻易袭来，于是，一首首优秀之作便问世了。1942年他完成了《泥土的歌》——这是臧克家除了《烙印》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诗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在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诗人和作家们对于创作有所反思——空洞的热情消失了，高调的呼喊嘶哑了，一部分诗人和作家重新回到了熟悉的题材，以新的审美眼光打量旧的题材，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作品。
臧克家的诗是酝酿于抒情之中的哲学，是哲学的诗。闻一多曾下过一个精辟的结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其顶真的生活的意义。”这“极顶真”正是来自诗人关照生活本质，把握生活本质的哲理性总结。《三代》这首“极顶真”的抒情短诗就具有质朴、简洁、冷峻、深刻的艺术特色。
臧克家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家庭里。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但它的文化空气很浓。他的祖
父、曾祖父都在前清有过不大不小的“功名”，他的父亲是从法政学堂毕业的。他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他父亲患有肺病，终年咯血，仅仅活了34岁。
由于家庭的不幸，诗人在入私塾之前有机会和贫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从而对农民的悲惨、辛酸的生活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又因为他家里文化空气浓，他从小就对文艺感兴趣，诗人后来年老了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儿时听到的一些歌谣，如：
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媳妇背到炕头上，出啦出啦吃面汤，吃完面汤想他娘，他娘变了个矢车郎，碰了南墙碰北墙。〖HT〗
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爱诗。祖父为人严肃沉默，令人不敢接近，但一高兴朗诵起诗来，声音里就饱含情感，进入诗的境界而成了另一个人。他小时候，祖父教他念古诗，当时臧克家虽不了解，但却能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打起黄莺儿”；“自君之出矣”；“床前明月光”；“壮士别燕丹”；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祖父又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祖父总是亲手写春联，而年少的臧克家就负责按纸，堂屋里的门联年年换，大都是古人的佳句。像“花如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水能澹性为吾友，竹附虚心是我师”；“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等。
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臧克家上了私塾，12岁的时候上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在私塾读书的那几年，他竟能背熟六十多篇古文。长点的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短些的像《陋室铭》、《读孟尝君传》等。他后来回忆说：“相隔近七十年，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当年啃骨头，今日始解其中味，获益不浅。”
在初小的两年间，孙梦星老先生常常慷慨陈词：我们堂堂大中华，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竟被小小日本这样欺压!而当局又一味忍让，弄得国亡无日，四万万黄帝的子孙，全将变成亡国奴了!臧克家怀着悲伤而激烈的心情倾听，年少的心灵撒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年臧克家14岁，他考入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夏秋之间，北京学生运动组织派了当地的一名大学生丘纪明回乡做宣传鼓动工作。臧克家和同学们跟着他打着小旗到街头去宣传，还到商店去检查日货，登记封存、没收日货。
在诸城县内有两处古迹，一处是秦始皇的琅�碑，另一处是苏东坡的“超然台”。“超然台”是臧克家时常登临的地方。事隔千载，人隔生死，他似乎和苏轼心有相通。每临此境，臧克家北瞰潍水，南瞻“马耳”，东望庐山，西眺穆陵，口吟“大江东去”，时觉豪气满胸。他常默想：做一个诗人多好啊；千百年来，多少帝王将相，被东去的流水淘尽，而诗人的诗句，却永世长存，打动人心。
在“高小”学习了三年，臧克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眼界和心智，都放宽了一些。“高小”三年毕业，当中因为丧父休学，臧克家推迟了一年毕业。
1923年，臧克家到济南，升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该校校长王祝晨先生是高等优级师范学校毕业的，立志终生为教育献身，思想进步开明，常延请名人到校讲演，启迪学生的眼界和心胸，杜威、周作人、杨晦等人都曾到一师讲演过。
在全班中，臧克家的国文成绩是数一数二的，他的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好评。就在那时，他开始写起了白话诗。一次，他向《语丝》投稿，周作人复了信，不久《语丝》将他的投稿登了出来，这是臧克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接着他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三篇稿子，又被采用，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他真是“不亦乐乎”。
当时，山东第一师范算得上济南的一个开明学校，也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传播的一个阵地。在学校里，臧克家如饥似渴地读着许多新出版的书。那时，为了鼓励学生读书，学校还成立了“书报介绍社”，邓广铭就是它的负责人。
1926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非常黑暗，臧克家感到压抑得透不气来。正当此时，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有几句话给了他很大触动：“彻底的个人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他便和同学结伴到武汉，那时武汉成立了革命政府，“南军”声威震全国，许许多多青年心向往之。
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部队参加讨伐杨森、夏斗寅的战斗。他的诗集《自由的写照》就是描写武汉大革命生活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臧克家逃亡东北。诗人用诗歌给我们记录了他在东北的生活。
八月的朔风飘来雪花，
八月的身子摸不到棉花!
脱下清晨，披超黄昏，
一个影子随我的身，
对外人说自己这里有家，
到了家，自己却成了外人!
1929年，臧克家回到山东，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1930年—1934年，在大学读书期间，臧克家得以认识许多名师，如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丁山、萧涤非、老舍、吴伯箫等，其中闻一多给他的帮助和影响最大。他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去请一多先生鉴定。先生总是拾起“红锡包”香烟，自己吸上一支，让他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面谈诗。闻一多先生对他写诗总是用劲鼓励，把他的《难民》和《老马》拿到《新月》月刊上发表，《新月》给的稿费极高，八行诗给了四块大洋!
1933年夏，在王统照先生的大力协助下，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这本诗集得到了茅盾、老舍先生的好评，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年)，《自己的写照》(1936年)，《运河》(1936年)等诗集。这些诗反映了农村的动乱和农民的疾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诗人奔赴前方，艰苦地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他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战斗，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诗人呵……
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通过上面的这些诗句，我们似乎能感受到诗人火一样的战斗激情。这时期，他出版了《从军行》(1938年)、《泥淖集》(1939年)、《淮上吟》(1940年)等诗集，歌颂、鼓舞人民进行抗战。
1942年秋，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臧克家到了山城重庆，从事文艺创作，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出版了《我的诗生活》(1942年)、《泥土的歌》(1943年)、《十年诗选》(1945年)，以及长诗《古树的花朵》(1943年)等集子。1945年，在重庆，他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不几日，他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首颂诗《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7月，他到了上海，先为一家报纸《侨家报》编副刊，不久就主编《文讯》月刊，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朱自清等都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文讯》出了《追念特辑》，郭绍虞、郑振铎等二十二位同志写了悼念文章。1947年，他与曹辛之、林宏、江星明合编《诗创造》月刊。又为“星群出版公司”主编了一套《创造诗丛》，共十二本。从1945年起，他开始写政治讽刺诗，揭露、批判、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的种种罪行，出版了《宝贝儿》(1946年)、《生命的零度》(1947年)，1947年还他出版了小说集《挂红》。
臧克家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要写诗，
因为我要活下去，
而且，越活越起劲!
我明白，在我们消极的时候，
你们才积极起来!
我要用我的诗句鞭打你们，
就是你们死了，我也要鞭打你们的尸身!
我要把我的诗句当刀子，
去剖开你们的胸膛；
我要用我的诗句，
去叫醒，去串连起
一颗一颗的心，
叫我们的人都起来，都起来，
站在一条线上，
向你们复仇!复仇!
1948年12月，国民党在跨台前夕，更加疯狂地对进步文艺工作者压迫、摧残，臧克家被迫潜往香港。1949年3月，他到北京，先后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人民出版社编审、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务。1956年，他编选了《中国新诗选》。1957年，毛泽东同志召见了臧克家，并对诗歌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解放以来，臧克家写了许多颂诗，先后出版了《一颗新星》(1958年)、《春风集》(1959年)、《凯旋》(1962年)、《欢呼集》(1959年)以及长诗《李大钊》等。另外他还出版了文艺论文、随笔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1959年)、《杂花集》(1958年)和对诗歌问题探讨的《学诗断想》。此外，他还和周振甫合编了《毛泽东诗词》。
臧克家有两首短诗被选进中学课本，一首是《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一首是《老马》。他的这两首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臧克家自己本人也是“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我称他为中国诗坛的“老马”。
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后，茅盾曾断言：“在目前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我认为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臧克家的特点就是他不同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坚忍主义”。他能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险恶苦难，“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他能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能像臧克家一样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这是他的最宝贵之处。他始终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不仅他的思想和农民的思想相通，而且他写诗的态度也是农民式的，他是认真而执着地提倡“苦吟”，这在中国现当代诗坛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当今中国，关于诗歌的艺术特征和走向的争论莫衷一是，许多人甚至认为诗歌已走到绝境，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应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的诗论的核心就是必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认为诗人要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要有高尚完美的人格，另外，还要接触现实，深入生活，投身时代的激流，掌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有充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的诗篇。否则，躲在象牙塔里，咏叹个人小小的悲欢，其诗篇必然内容空洞无物。这样，诗人远离了时代，时代也就必然会抛弃诗人。臧克家的这些关于诗歌创作的论断，值得今天每一个诗人深思。
参考资料：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1557860_xiandaimingliu/1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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