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历史人物的友情文章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巴金与鲁迅的友情 在我们的作家队伍里，有的人怀着强烈的忌妒心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应该说，作家有些竞争的心理是正常的，这正如在跑道上赛跑的运动员，你要争冠军，你就必须加速，跑得比别人快些，而不是将竞赛的对手推倒或绊倒，以此达到个人的目的。同样，你要超越他人，成为卓有成就的作家，你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并且坚持不懈，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恰当地把握成功的机会。你千万不可以忌妒他人，打击他人，忌妒和打击并不能让他人倒下去，相反，倒下去的却往往是你自己，你会因为忌妒与打击他人而毁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付出沉重的代价。
　　尽管人们明白这层道理，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个别愚蠢的作家，颇费心计地打击和诋毁其他作家。他们甚至将早已为历史和文坛所公认了的很有声望的作家也当作打击的对象，在他们的逻辑中，打击的对象越有声望，自己就能抬得越高。为此，他们不惜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包括割断背景、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肆意曲解和自我吹嘘等等。
　　我们提倡背向文坛，面向文学，提倡文人相亲，反对文人相轻。我们许多作家都这样做了。这使我们汕头文坛的主流始终充满着正气。
　　文人相亲，应该是文坛的永恒主题。
　　巴金为文人相亲做出了榜样，他以他的真诚使文友间的友谊历久弥深。
　　早年的巴金，曾决心不做文人，并且远离文人。1933年春，他在南京给哥哥写了《我的呼号》的文章，文中写道：“我抱定决心：不做一个文人。你知道我素来就憎厌文人。我们常常说将来不要做一个文人。因为文人不是直接做掠夺者，就是做掠夺者的工具。”“为了做一个真实勇敢的人，为了忠于我自己的信仰，为了使我不致有亲手割断我的生命的一天，我应该远离开那些文人。”当然，巴金说的“文人”指的是那些惯于造谣、利用、攻击、捧场的文化人。“谁知道残酷的命运竟然使我自己今天也给人当作文人看待，而且把我们所憎厌的一切都加到我的身上了。”它们包围着年轻的巴金，使他“不能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被人当作文人的巴金，却很少有那些文人的毛病，相反，在巴金身上，总是闪耀着高贵品质的光芒。对于文友，他始终推心置腹，以诚待人，真心相处，相亲相敬。
　　巴金对于鲁迅先生的尊敬与挚爱，更加感人肺腑。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地象洪流一样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最偏远的村镇里也廻荡着悲痛的哭声。当年只有三十二岁的巴金，在万国殡仪馆里，度过四天严肃而悲痛的日子。在巴金眼前，鲁迅仍旧是那酣睡中的慈和的面颜。这也许是梦罢，倘使他真的坐起来呢？这不是梦。巴金一直崇拜着的导师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巴金心头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巴金久久地伫立在先生的遗体旁，为瞻仰遗容的人们拉开帷幔，每个人都希望多看几眼，但后面等着的人又有那么一长列，并在不断地催促着，这使巴金很矛盾。
　　在墓地举行了仪式之后，巴金他们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胡愈之突然从人丛中跑出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巴金感动了，他想：这一刻所有的心都被躺在灵柩中的鲁迅先生连接在一起了。先生虽然远去了，但他的一切都成为神圣的了。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他的垂老不变的青春的热情，到死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
　　就在鲁迅先生远去的时候，巴金和多少人一起，怀着深深的敬意在先生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久久地思念着先生伟大的一生。这位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们失去了一位真心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忠实的代言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位极具召唤力的先锋与勇士，他一生用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巴金在1936年10月写的《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指出：“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焰，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巴金赞叹：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先生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的同情与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象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巴金这样想着，久久地想着，怀着无限的敬意。
　　鲁迅逝世二十年后的一个秋夜。窗外“荷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象一盘墨汁，风从窗缝吹进来，写字桌上的台灯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巴金刚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抬起头来，忽然象看见鲁迅先生站在面前。仍旧是矮小的身材，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厚厚的上唇须，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他在房里踱着，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抽烟，他看书，他讲话，他写字，他躺在那把藤躺椅上休息，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窗外天空漆黑，而只要他抬起眼睛，屋里就马上亮起来。他的眼光仿佛会看你的心，他一开口，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他从不教训人，他安慰、关心和鼓励你，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挚诚地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倘使有绊脚石，他会替你踢开。巴金知道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带着创伤向他求助，他精心地帮他们治伤，鼓励他们鼓足勇气继续向光明走去。
　　雨在狂注，风在震撼，屋子里灯光黯淡，可是巴金却发现从鲁迅先生坐着的地方发出炫目的光来。目不转睛的巴金透过黑色长袍看见了一颗燃得通红的心！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那么鲜红，那么透明，巴金望着这颗光芒四射的红心，浑身的血都燃烧起来，并感到有一种献身的强烈欲望。
　　鲁迅先生站起来，走到窗前，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燃烧，这颗心多少年来就一直在燃烧，一直在发光发热，一直在为人们指路。多少年青人连同巴金自己，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受到鼓舞，激发勇气与力量。
　　夜，格外静。连鲁迅先生那颗心“必必剥剥”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先生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巴金觉得先生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听见先生激动地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先生高呼着：“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
　　巴金清晰地看见鲁迅先生的那颗通红的燃烧着的心，愈燃愈往上升，升到了空中，悬挂在天空，象一轮初升的红日。巴金仰头第一眼只看到那颗燃烧的心，再细细地看，先生的慈祥的脸庞分明就挂在空中，他笑得多么欢乐！那是巴金从未见过的美好的笑脸！
　　这时，巴金在屋子里又发现鲁迅先生一点也没有改变。先生还是那么热心，那么恳切，那么慈祥，那么安静。坐在椅子上的先生浑身散发出一阵阵热气。巴金感到屋子越来越温暧了。巴金知道先生并没有死，并且永远不会死！
　　巴金和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向先生发出真诚的恳求：“不要离开我们！”巴金听见先生响亮的回答：“我决不离开你们！”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
巴金回到写字桌前，把《野草》阖上，竟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亮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原来，巴金俯在摊开的鲁迅先生的《野草》书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温馨的梦。
　　窗外还有雨声，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美妙的声音，滴在檐前石阶上的美好的声音。梦里醒来的巴金，在鲁迅先生的书上，仿佛还看见先生那颗闪光的燃烧的心。
　　这秋夜秋雨的燃烧着的那颗红心呵，使巴金永志难忘。
　　那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后的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先生新墓前面望着灵柩慢慢地落进墓穴的时候，巴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情景。那时宋庆龄对六千送葬的群众激昂地讲过话，她用“将来的光明”安慰过在她身旁哀哀哭泣着的许广平女士；今天，她又默默地扶着埋下头流泪的许广平女士。巴金和宋庆龄一样，在同情的注视中流露出对于鲁迅先生的深切的怀念。在墓穴封闭哀乐停止之后，巴金和她们抬起头来看毛主席题字的鲁迅先生的高大的墓碑和雕塑的坐像，脸上现出二十年前所不曾有过的欣慰的表情。是的，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光明来到中国。二十年，风浪所不能动摇的对人间美好生活的理想正在巴金和她们脸上焕发着光彩。
　　这时候，巴金和多少人都幻想着鲁迅先生会从那把“藤椅”上站起来，都在盼望着能够扶着先生走出去，让他看看今天的新中国，看看他毕生所追求的光明景象，告诉他这些年来发生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此刻，巴金和许多人都有多少话要告诉先生啊。可是，先生依然安静地坐在“藤椅”上，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他已经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巴金只能扶着他坐看世界，却永远也不能够扶着他站起来了。
　　秋天的阳光正照着鲁迅先生的雕像，白色的像身沐浴着金色的光辉，更加璀璨夺目，成了光明的象征。从这里射出的光芒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与心灵。巴金安坐在草绿如茵、花红似火的虹口公园里，安坐在鲁迅像前，陪伴着并不寂寞的鲁迅，久久地不愿意离开。
　　一阵轻风吹来先生墓后的桂花香和堆满在墓前的花圈上鲜花的清香。墓前那两棵高大的广玉兰茂密的绿叶随风轻轻舞动，明年春天，它们会开出许许多多银色的花朵，那紫藤将用无数的紫色小花装饰两旁的花架。看着先生安静地睡在百花中间，巴金感到无比的欣慰。
　　巴金和许多的人带着对鲁迅先生的永恒的纪念，依依不舍地走出虹口公园，每个人都感受到作为光明象征的先生坐像的光明，感受到充满于心中的温暖。巴金想：在黑暗的悲痛的日子里，先生没有离开我们；而今，在光明的欢乐的日子里，先生也没有离开我们，先生将永远在我们心里。
　　巴金对于鲁迅的尊敬与挚爱是永恒的。大师的典范将为文坛留下千古佳话，将永远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巴金对于鲁迅如此敬爱和亲近，对于许许多多的作家与文友都充满着真诚的爱心。
　　巴金和作家、友人马宗融、世弥夫妇在事业与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她的文笔有着真实、朴素的美。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她把许多革命者团结在一起。她的家仿佛成了文友们的会所。有一次，巴金受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家里寄存，她毫不犹豫地收下巴金提去的那口箱子。那些东西在她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转移。
　　上海沦陷后，世弥和马宗融多次打急电来探问巴金的安全，又屡次写信劝巴金离开“孤岛”，到他们那里去。那几年巴金在生活和事业上遇到各种麻烦，不能从容地应付一切，常常沉溺在苦恼之中。世弥夫妇开导他、安慰他，给了他许多的帮助。
　　为着民族的独立与生存，许多人默默地牺牲自己。世弥与宗融大哥先后去世了。思念，深沉的思念割痛着巴金的心。他不能够制止悲痛，文友的死给他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虚空。记忆和悲痛逼着巴金写出了纪念世弥与宗融的深情的悼文。当他们的儿子马绍弥1948年成为孤儿时只有九岁，巴金直接从追悼会上将马绍弥和姐姐马小弥接回家抚养，当作自己的孩子。几十年来，巴金一直不对外透露此事。
　　1938年4月，巴金在《纪念友人世弥》的悼文中真诚地写道：“你的手所放下的火炬，也将由我们接过来高高举起，我们会把它举得更高，使你的和我们的理想早日实现，我知道那会是你最快活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理想里。”
　　巴金和世弥、宗融的真诚的深切的友谊，久久地感动着文友，留传在文坛和百姓之中。
　　鲁迅和巴金的一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文人相亲的佳话。

Answer 2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在民国初年，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并有一系列表现。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是为了反击北洋军阀横行中国的黑暗统治，指斥袁记中华民国，因此其言行尚不失某种历史的进步性。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对于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流和推行帝制复辟的倒行逆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康有为热心于尊孔复古的行为则多所肯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是为了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用中国已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康有为批判袁记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同情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事实是否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不仅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旧文化对抗新文化，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一般来说，随着政权的交替，制度上的立新较之思想上的去旧要容易得多。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康有为对于民国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极大的失望与悲愤，继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议，并予质问，观点鲜明，口气冷峻。康有为说：“今吾国生民涂炭，国势抢攘，道揆凌夷，法守扫荡，廉耻靡尽，教化榛芜，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日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虐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放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康有为：《复教育部书》）如果这仅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哀鸣，倒也不足为奇。事实是，在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活动中，康有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领袖面目登台。有了康有为的再三鼓噪，孔教会在陈焕章的策划下，又是“请愿”，又是“上书”，闹得泥动水响。在孔教会的联络、呼吁下，政界要员如黎元洪、冯国璋等人也积极响应。在尊孔守旧、反对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声中，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会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团组织纷纷出笼，随之兴起的尊孔活动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有些论者依据康有为在民国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杂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认为他反对袁记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实体、“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真是这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

答案补充 其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辛亥年除夕前六日，康有为“感赋一首”。诗云：“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诗中充分流露出康有为的故国之思。缘于此，他才会有“十不忍”：“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可见，他的“十不忍”表露的是他对清帝失位、朝廷被废、孔子学说退出历史舞台的残酷现实痛心疾首、悲伤欲绝的心态；他数落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根本就不是对“袁记中华民国的黑暗统治”表示抗议，而是对革命派推翻清朝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复辟运动寻找借口。由此也可看出，康有为对于“袁记中华民国”掀起的尊孔复古运动有的只是惶恐之余的欣慰、失落之后的感激，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