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曾于1995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2月，4次在中国举办了选拔考试。考试合格进入联合国人事厅后备人员名单的共68人，其中35人已被联合国正式聘用。这批职员素质相对较好，但目前职位较低，晋升到高级管理层尚需假以时日。
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陆续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派遣国际职员，截至2005年3月，在联合国秘书处供职的中国职员有300多人。目前在所有中国职员中职位
最高的是联合国大会和大会事务管理部的副秘书长陈健。十年内从助理到专家
———联合国高级译审刘达政
刘达政的名字在联合国，甚至在纽约的华人圈里都小有名气。刘达政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20世纪50年代初移居香港。1973年，刘达政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恰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为加强中文翻译队伍向社会招聘人才，25岁的他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
天道酬勤，刘达政凭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在10年间由一名助理翻译到译审，再到高级译审，这也是联合国职员所能达到的最快擢升速度了。
由于自始至终都在中文处工作，刘达政切身感受到了中文地位的不断提高。由于有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越来越多，中文翻译的任务随之加重，中文处也从最初的20人增加到现在的60人，成为联合国里中国职员最集中的部门。
“我拿中国护照”
———联合国人事厅征聘司司长翁盈盈
现年57岁的翁盈盈是联合国人事厅征聘司司长，负责除维和部队之外的所有有关联合国人事征聘的政策制订和具体执行工作。气质文静、谈吐优雅的她也是目前在联合国的中国职员中为数不多的D级资深管理人员之一。
翁盈盈祖籍广东潮安，出生在越南西贡，即今天的胡志明市。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前往法国留学，先后取得了法国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77年，联合国招考中文翻译，翁盈盈前去报考并一举中的，从此开始了一生的联合国职员生涯。
在28年的职业生涯中，翁盈盈最为得意的就是她为征聘司设计了名为“Galaxy（银河）”的联合国征聘网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联合国人员征聘工作的专业化和透明化，成为联合国吸引世界各地杰出人才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海外漂泊多年，翁盈盈仍然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申请加入法国或者美国国籍对她而言不是一件难事，但翁盈盈却宁愿维持自己中国公民的身份，即便这给她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一些不甚便利之处。问及缘由，翁盈盈淡淡地说：“我是中国人，理应持中国护照。”
为伊消得人憔悴
———联合国环境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王之佳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四季如春，环境优美，联合国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惟一大型驻地机构———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就坐落在这里。目前在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度为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有十几人。
现年53岁的王之佳任联合国环境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是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内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人。从1978年担任我国驻环境署代表处联络官开始，他就与国际环保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任中国环保总局国际司司长的王之佳由环境署执行主任德国人克劳斯·特普费尔亲自“点将”，走马上任，从而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一个新挑战。
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联合国工作的“国际化”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必须时刻证明自己的才能。”王之佳感叹说。
两年多来的工作成绩足以让王之佳引以为豪，尤其是在他的推动下，环境署于2003年9月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幕后译员的辛勤劳动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事务司中文组组长韩晓信
韩晓信所领导的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事务司中文组的主要任务是把会议司收到的所有联合国正式文件译成中文，供通过联合国所有正式渠道分发。
公约、议定书等法律文件专业性很强，又极其枯燥，而标语口号的翻译对准确性和概括性的要求又很高，因此，韩晓信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
虽然做的是幕后工作，但韩晓信和他的同事们都牢记着所在工作环境的国际性，全力展现中国人的优点和才干，并时刻不忘维护国家利益。
在内罗毕的现任中文组笔译人员都是1984年至1988年经全国范围的考试筛选、随后又经过两年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学习后进入联合国并分派到这里。韩晓信说，他们由于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感受中国地位上升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中文科译员赵兴民
日内瓦是联合国欧洲总部和许多联合国专门机构所在地，中国国际职员遍布各个组织。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中文科译员赵兴民做国际职员已17年，谈起他的体会与感受，今年42岁的赵兴民说，中国国际职员亲身体验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赵兴民表示，在日内瓦联合国各机构工作的职员有1万多人，而中国职员不过上百人，这个队伍应大大增加。现在中国国际职员大多是中文译员，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决策或人事等重要部门的中国人还很少。应该更重视这一点，国际组织内中国人越多，层次越高，就能更好地扩大中国的影响。
做好了应付困难的准备
———联合国驻阿富汗劳工局负责人李圣杰
在喀布尔的联合国驻阿援助团中，有一名叫李圣杰的中国职员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工作，而且还是负责人。
李圣杰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先在原劳动人事部下属的国际劳工问题调研所工作了三年，之后由于语言和业务过硬，1987年开始到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至今已经18年了。
作为联合国负责劳工事务的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国中惟一具有三方（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性结构的机构。在日内瓦总部做了12年研究工作后，李圣杰1999年被派往巴基斯坦负责阿富汗事务，两年后又前往孟加拉国当首席项目顾问，2004年9月来到阿富汗成为当地劳工局办公室的负责人。
李圣杰当初在巴基斯坦的办公条件非常好，属于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办公室中标准最高的A类，而阿富汗则名列最低的H类。面对如此大的悬殊，李圣杰说：“既然同意来这里工作，我已经做好了应付困难的心理准备。”（新华）相关链接中国人在联合国担任高职的不多
联合国职员按地域性质可分为受地域分配限制和不受地域分配限制两种。各会员国按照人口和所缴纳会费的多少等因素综合确定在联合国各部门所占职位的数量范围。在联合国15万多名职员中，属于地域分配的职位大约2500个左右。这部分职位属于联大经常性预算部分，数量相对较少，但多位于关键部门，较为稳定、重要，具有较大影响力，因而受到各会员国的高度重视。
中国缴纳的会费占联合国会费总额的2％强，按地域分配原则属于中国的职位数量范围在55人至74人之间，截至2005年3月的实际数字是56人，虽然偏少，但仍在正常范围之内。
这56名职员中，只有8人属于D级高级管理人员，占联合国高级管理人员总量的1％左右，其他的则都是P－2级至P－5级的业务类官员。此外，在诸如政治、法律、维和等联合国核心部门中没有中国职员，而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等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职员。这一情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甚相符，与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之一。
中国职员在高级管理层的代表性明显不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符。中国职员虽然有300多人，但在联合国语言部门的比较多，其中仅联合国大会部中文处就有60人左右，但真正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工作并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并不多。
影响中国职员晋升高级职位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首先，语言对中国职员而言是一个先天的挑战。英语和法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虽然近些年中国职员的外语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比起母语就是英语或法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西方人还是自愧不如，甚至比起从小就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也有不小距离。
其次，中国职员在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普遍缺乏联合国的相关工作经验。许多西方职员在正式进入联合国工作以前，就曾经在联合国实习或短期工作过，对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熟悉，而中国职员则往往要从头开始。
另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职员的发展，很多中国职员对联合国的西方文官制度不适应，难以适应西方的官场文化。（刘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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