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性：
1．维护与批判现存制度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与苏格拉底所处古希腊，都处于社会的转变动荡时期。二人的政治态度则截然不同，孔子处于专制社会，尊崇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强调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
苏格拉底处身于民主发源地，则反对极端民主制度，倡导理性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是具有批评精神的学者，要求自己坚持正义而不能参政。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中国古代文人具有依附性。政治制度决定了教育思想，专制制度下的国家权威重于一切，民主制度中则人权最神圣。这样的不同社会制度与教育，也决定了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人格特征的不同。
2．德性为首与知性为先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美德是指理性知识，苏格拉底那里知性与德性是统一的，但更重视知性；孔子更重视政治道德，知识是次要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内圣之道，“学而优则仕”反映了孔子教育服务于政治的思想。两种文化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
追求知识的传统与独立的批判精神的结合，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特质，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质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中国读书人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的传统，更多地流入或依附于政治领域。
3．偏感悟与重逻辑
苏格拉底注重逻辑与思辨，要求概念反映本质特征并具有普遍意义，结论依赖于推理与论证过程；而孔子注重于感悟与经验，结论不需要详细的论证过程。
苏格拉底侧重于思，孔子侧重于行。这样差异的更深的根源，是由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认知特征不同，东方人不善于主客体分化机制，虽然能质朴地接近与再现自然，但也阻碍了抽象化的理性与逻辑的发展。
这样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东西方各自科学发展，古希腊一系列科学体系能够得以建立，中国正是缺乏逻辑与抽象性思维，科学就具有先天不足，中国读书人更多地涌入感悟作赋的大军，或踏入学而优则仕之路。
4．尚贤与爱智
孔子作为中国的教育祖师，他是完美道德化身的圣人，上天将宗法制道德赋予了他（“天生德于予”），他的使命是“诲人不倦”，学生只能接受他的权威思想。
如伏尔泰说：“孔子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世界观.....他只是传授古代法则的智者”；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智慧，“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他只是“爱智慧者”，苏格拉底的聪明就在于认识到自己所不知。这种思想一直激励与推动着西方理性主义进步。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相似性：
1．教育对象
坚持“有教无类”思想。作为中国教师始祖的孔子，首开私学，广收弟子，打破了春秋之前的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苏格拉底学生也是来源于各个阶层与领域。
但孔子具有君重民轻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苏格拉底则不然，他认为人人都需要获得知识，那是神所赋予的。
2．教育内容
重视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他们都把道德修养作为教育重要内容。
在个体道德修养方面，都是注重身体力行、节制自律。但孔子的德以礼为基础，而苏格拉底的德是以法律与理性的至上精神为基础。
3．教学手段
开创启发式教学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明孔子善于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而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更是现代西方启发式教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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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就是问答式教学法，他本人则称之为“产婆术”。他母亲是产婆，他借此比喻他的教学方法。他母亲的产婆术是为婴儿接生，而他的“产婆术”教学法则是为思想接生，是要引导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
该方法自始至终是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行的，苏格拉底在教学生获得某种概念时，不是把这种概念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先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错了，他也不直接纠正，而是提出另外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从而一步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
它为启发式教学奠定了基础。在今天美国的一些顶尖寄宿中学采取的“圆桌教学法”就来自于苏格拉底的问答式教学法。
同一时期分别奠定东西方文明基石的两位圣哲，有着很多相似的教育理念，但在“启发式”教学法上，苏格拉底更胜一筹。
苏格拉底问答式的教学方法以及开创的伦理哲学思想，与古希腊追问世界本源的自然哲学相结合，经其弟子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传承、拓展之后，形成了一整套的古希腊哲学体系。
古希腊哲学强调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构成了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最终形成了西方文明中“哲科”文化。哲科文化具备较强的外延性和拓展性，引发了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而东方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更多是一种思想，而不能称之为“哲学”（此处指狭义的哲学）。
东方的思想家们崇尚“述而不作”、“微言大义”、“社稷关怀”，缺乏对终极问题的思考与逻辑推演，形成了东方文明中的“技艺”文化，导致了在近代在科学及工业革命上的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