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立法价值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国家干预和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既是客观经济生产的需要，也是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经济关系亦是如此。在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时代，大多数的市场调节都由市场本身来进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将它比作 “看不见的手”，并且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这只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无形之手理论。①然而虽然市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它并不像无形之手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万能。以庇古等人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通过规范分析得出，由于垄断、外部性和社会不平等是内生于自由竞争市场而市场自身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市场是存在缺陷的，无形之手是会失灵的。这时就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来干预市场内部的关系，协调市场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而制定相应的法律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是客观经济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个发展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法律部门体系逐步发生巨大演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裂，进而出现民商分离……如前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立法已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根据其调整的对象、手段等来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都没有充足的理由把它归入民法或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中。所以经济法也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其他法律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法发展的必然，也是法学理论发展的必然。
现在多数观点对经济法下这样的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② 由此可见，经济法是一个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在此仅讨论其与民法的差异性。首先，就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主要指生产领域中的资源分配关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等。而民法虽然也有调整经济关系，但是这个经济关系并不在经济法所调整关系范围内，他们并不是重叠或交叉的。民法所调整的是流通领域中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及非财产的人身关系，如夫妻关系等。其次，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来说，民法采取自愿、平等、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除采取命令与服从的方法外，还采取命令与平等自愿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提倡性规范的结合。再次，从救济手段来说，民法采用民事制裁方法，承担民事责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等。经济法采用追究经济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相结合的综合的制裁方法。同时，经济法除了采用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的调整方法以外，还实行了奖励办法（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对履行经济法规定义务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给与奖励，以激励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第四，民法与经济法的作用或称调整宗旨或立法价值不同，民法强调法人和公民权利的自治，在于满足私人权利，体现的是个人本位思想；经济法则强调国家对全局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的思想。但是经济法与民法也有一定的联系。它们调整的都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其作用紧密相关，民事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经济权利的制约，而经济权利的行使又要充分尊重民事权利。另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关系，需要经济法与民法的相互共同作用才能建立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经济法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对其它法律部门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降低交易费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作为市场失灵催生的法律部门，民法、商法、经济法有其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有不同的侧重和取舍。经济法的价值虽不能脱离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等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范畴，但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独特的法律价值观，并以特有的制度规范实现其实质公平、理性自由、整体秩序、社会效率等法律价值。
这里的公平是指经济生活的公平，并且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③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公平观，社会总体公平要求绝大多数个体和团体间必需公平，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个体和团体间都绝对公平。它在重视形式公平、机会公平、代内公平的同时，还强调分配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所以说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有机统一。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经济法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民法则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④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等的外衣，而对于“人”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
自由源于人的本性，康德宣称：“自由乃是每个人基于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护自由。”杰斐逊确信：“自由是人人与身俱来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话语无不显示出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中，绝对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倘若每个人都无所顾忌的追求自己的权利，处处侵犯他人的权利，最终将导致所有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无自由可言了。因此，经济法的自由强调的是理性的自由、规则的自由。为了维护一种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须对个体自由的发展予以限制，这就是经济法的自由价值观。他所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自由。例如，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规制，就是对经济自由的一种限制。虽然垄断的形成是自由发展的产物，但由于这种自由已经限制阻碍了竞争、破坏了社会整体的市场环境，所以必须受到竞争法的约束规制。社会整体的自由不仅是经济法独特自由价值取向追求的结果，更可以认为其表现为一种秩序，这是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的秩序，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应有广阔的空间。在经济法秩序下，个体虽然仍是自由的，享有充分的权利，但不得妨害和损害他人和其他公众的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受到社会必要限制。要协调个体与团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尊重个体，个体服从社会。所以这里的秩序也是整体的秩序。可见，经济法所追求的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和谐的。现代经济法更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为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而采取干预、限制的手段，以达到一种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实现自由与秩序之平衡，维护使社会经济得以良好发展的良好环境。经济法中的效率指经济效率（即经济效益），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利润率等等；并且这主要是指社会总体经济效率。⑤社会总体效率为价值取向是经济法自身的要求。从经济法的法律体系构成来看，经济法主要由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经济法所调节的是整个市场的秩序，所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自由，保障的是大多数主体的权利，故其目的是实现社会总体效率的最大化。这里的社会总体既指静态，也含动态。经济法的效率虽然直接是指经济效率，但它不仅指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质的提高。经济的质不局限于经济性指标，还包括如对环境、人的思想精神等的影响；后者即人们所谓同经济效益相对应的社会效益。所以，经济效率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经济法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具体而言，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效益之中来认识和评价，只有符合社会效益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经济法从社会效益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即通过经济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来规制经济生活，重新确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界定经济个体活动领域和行为方向。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一般意义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差异，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这不仅决定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异的法律精神与基本观念，从而使它们在根本价值取向或法律理论上大异其趣。由此也突显和验证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参考资料：
①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7页。
② 杨紫煊 徐杰主编《经济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P10
③ ⑤漆多俊：《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原则》，载于《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10月
④ 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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