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有句名言：“苛政猛于虎。”所谓苛政，就是指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大凡上过中学的国人，对孔夫子的这句话多少会有些印象。
当年孔子经过泰山，看到有个妇女在墓前哭得伤心死了，就停下车，打发子路去问问咋回事，那妇女痛苦地说：“过去我公公死于老虎，我丈夫也死于老虎，如今我的儿子又被老虎给咬死了。”孔夫子就问她：“那你干吗不离开这儿呢？”这妇女回答得很干脆，就三个字：“无苛政。”孔子回头对学生说：“小子，记住了，苛政猛于虎啊！”[①]
唐代的柳宗元曾怀疑过孔子这话。等他目睹永州捕蛇者的境遇后，也在《捕蛇者说》里感叹，“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意思就是，横征暴敛比永州那咬了人没治的蛇还毒。
轻徭薄赋，曾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和仁政的象征。哪朝哪代，都没人敢公开说横征暴敛是要得的事。对那种千方百计为君王充实府库的人，孟子甚至称之为“民贼”[②]。孟老先生是主张对百姓要“薄其税敛”[③]的，他对自己认为的重税是深恶痛绝。有一回，他跟宋国大夫戴盈之聊税改的事情。戴盈之说：“实行什一税，免除关卡和商品的赋税，今年还做不到，准备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全面推行，您说怎么样？”孟子的回答很是让人下不了台：“现在有人每天都偷邻居的鸡，有人说他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他就讲：‘准备减少，先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就完全不偷了。’如果明明知道这种行为不符合道义，就应该赶紧停止下来，为什么还要等到来年呢？”[④]
可是，什么算是横征暴敛，什么算是轻徭薄赋呢？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倘若让孟子、秦始皇、董仲舒、桑弘羊凑到一起，肯定七嘴八舌意见不一。可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没有税呀，怎么办呢？中国历史上的招数，都是朝廷说了算，百姓只有缴纳皇粮国税的义务，该不该缴，缴多久，缴的是轻还是重等等，只能由收税的朝廷说了算。鞋子再怎么夹脚，只要朝廷说不夹脚，你还得继续穿着。在王朝时代，即使有法律，也从没超越过晚清钦定宪法大纲的层次。它在臣民权利义务里就规定：“臣民按照法律规定，有纳税……之义务。”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常常是苛捐杂税的“旧社会”没了之后，“新社会”就把旧社会当成坏榜样，刚开始也能够气象一新，可用不了多久，旧病又会复发。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就批评万恶的秦朝“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⑤]。也不知道说的是真还是假。反正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汉书·食货志上》就说，“汉兴……轻田租，什五而税一”。你看，多鲜明的对比！可到了汉武帝那里，比秦始皇更厉害。本来，作为向七到十四岁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税额原本是一人二十钱，可到汉武帝时，不仅增加了三钱，还把起征的年龄降低了。《汉书·禹贡传》里描述了它的祸害：“武帝征伐四夷，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⑥]不能说这都是那三钱惹的祸，只有因为其他重负的存在，口赋才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财政失控史，刘晏、王安石、张居正，这些改革派都不是等闲之辈，可他们照样阻挡不了中国历史的这种“规律”。
英国、美国，它们的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名鼎鼎的约翰·汉普登出身贵族，是克伦威尔的表兄弟，在剑桥上过学，1621年就被选为国会下议员，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可他却是查理一世眼中的刺头。1627年，因为抵制查理一世的“强制性借款”，他就被下过一回狱了。可他好像没长记性，后来在征船税这事上，他又挑头和山民们一起抵制，硬是拒绝缴纳区区20先令。家境殷实的汉普登并不缺那几个小钱。他每年的收入估计超过1500英镑。这回，他又吃上了官司。他的律师就辩称，“如果陛下……可以未经议会批准就向被告征收××[20]先令……那么基于同样的法律逻辑，这一税额又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是××英镑呢，甚至于无穷大呢？”[⑦]可是在最后，12名法官还是以2票多数判汉普登有罪，缴纳罚金。[⑧]爱尔兰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斯就说：“我希望汉普登先生之流，因受到这次鞭击而变得清醒起来。”[⑨]可抗税的汉普登成了英格兰的英雄，汉普登之流也没有变成如总督大人希望的那种“清醒”。1640年11月，召开新国会时，汉普登又作为白金汉郡的代表出席。
在英国，毕竟“王在法下”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传统，交税可不只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宪政问题哪能含糊？如果税必须获得议会批准这个大前提没了，那还谈什么纳税光荣不纳税可耻呢？英国佬甚至认为征税没有议会批准的话，乖乖交税才可耻可恶嘞。1629年3月，英国下院通过的决议就称，“不论是谁，要是怂恿或者劝告征收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要是充当这种税款的征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谋叛，本王国的重要敌人”；“不论商人或其他人，凡自愿顺从或缴纳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者，就是本王国的敌人和自由的叛逆者。”[⑩]离了议会批准，就根本没有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之类的事。
就是在那个有钱的汉普登连20先令都不肯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后，在威廉三世时代，“税收收入翻了一番，而自此以后英国人承受的税收负担比法国人还重”[11]，可英国再也没有出现像对待查理一世那样的激烈抵制了，税负轻于英国的法兰西却陷入了革命的血海之中。可见，单凭税负轻重，是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国民无法接受的苛政。
政治自由之下的税收反映招公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反之，国民就会对政权表现冷漠，不把人当人看，征收一分钱都嫌多。用中国的俗话来说，谁当皇帝对老百姓不都一样？你可别以为这反映中国人过去观念落后，要知道，美国佬的先人当年也有这样想的。
1761年2月，马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在演说提出“征税而不准选举代表是虐政”。第二年9月，他在马萨诸塞立法机构宣读了向总督提出的抗议书，声称“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是臣属于乔治，还是臣属于路易，是臣属于英国国王，还是臣属于法国国王，这是无足轻重的。只要这两者都是专制的（这是必然的），只要这两者能够不通过议会而征税，其结果就没有什么差别。”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来自伍斯特的议员蒂莫西·佩因大叫“叛逆！叛逆！”[12]
不管怎样，美洲殖民地的人民认为“无代表权的赋税是暴政”。换言之，没有代表权就是要求征收一分钱也是暴政。在他们眼里，暴政、虐政不等于非得是恶贯满盈得像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那样，弄得天下人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倘若无视了国民的自治权，比如乔治三世向美洲殖民地征税，那就是暴政、虐政。《独立宣言》历数英王的罪状之一，就是“未经同意向我们征税”。
事实上，英国议会想征收的那印花税，并不是压在北美背上的最后一根不堪重负的稻草。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就说，“不论从任何角度来比较，这些殖民地实际上一直是免税的”[13]。实际上，在18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每人平均纳税还不到一先令，而英国本土是每人26先令。[14]一个年轻的女仆只需要用收入的1/200用来交税。照当时大清的臣民来看，就为这么几个小钱，犯得着大动干戈么？就这么几个钱，你杰斐逊在起草在《独立宣言》就巧舌如簧地叫嚷乔治三世是暴君？可美国佬硬是造起了反来，但为的不只是几个小钱。日后，美国佬要交给联邦政府的税，比向大英帝国缴纳的多得多了。
这真是应了孟德斯鸠那段名言：“国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较重的赋税，国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不宽减赋税。这是通则。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15]相比之下，确实像英国政治家柏克所说的那样，“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16]因为在专制国家，永远困惑于无法确知赋税轻重的界线，永远无法让国民交税心甘情愿。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爵士说过，“西班牙强征于荷兰的赋税，较之荷兰加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兰却不接受，而要反抗”。柏克称他“说得没错”。[17]在柏克看来，“人在权利上所受的伤害之深，与在钱袋上受到的伤害之大，是可以同样之甚的。一项剥夺人民之全部自由的法案，未必使其财产大受损失。人在大路上被抢了两文钱，使他大为愤恼的，主要不在于这两便士。” [18]
可见，苛政、虐政也好，暴政也罢，并非得是把人逼得没有活路，榨干最后一滴油。可是，中国历史上，就始终缺乏能够合理衡量税负轻重的机制，比如民意代表、言论自由等等，往往停留在轻重之争上，似乎十税二相对十税一、十税一相对十五税一就是不好。没人去想，如果一个蟊贼从一个家财万贯的人那里抢劫了一文钱，另一个蟊贼抢过他三百文钱，所谓多少不过情节轻重而已，但抢劫是一样，倘若抢了一文的文称自己抢的，比那抢了三百文的，少多了，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都是抢劫，都没有尊重财产所有者的意愿。耕不能说，那财主某年某月一次就给某灾区捐了三百贯钱，我们抢的才那么点儿，怎么能算是犯罪呢？！可见，横征暴敛或轻徭薄赋，不是个百分比多少的数字游戏，如果是愿意，就像当年卢作孚用自己的船队为国家抗战服务，牺牲巨大，可谁见他就此说那是政府横征暴敛了？政府胡乱摊派征缴，无论多少，都属于暴敛横征。倘若以当年汉普登和他家乡山民的标准，或者以杰斐逊们的观念，中国自秦汉至满清覆亡的赋税，无论数量大小，都属横征暴敛，都是苛政、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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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檀弓下第四》
[②] 《孟子·告子章句下》
[③] 《孟子·尽心章句上》
[④]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⑤]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⑥] 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
[⑦]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第175页，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⑧]顾学杰等《英国革命史话》第65—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⑨]顾学杰等《英国革命史话》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⑩]顾学杰等《英国革命史话》第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11]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第184页，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
[12]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第564—565页，谢延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版
[13] [英]古德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8卷，第56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4] [英]古德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8卷，第56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5] 〔法〕《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20页，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版
[16] [英]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第65页，缪哲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
[17] [英]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第65页，缪哲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
[18] [英]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第128页，缪哲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
文章引用自：
参考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c9c8901007y7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