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是苏联作家阿菲诺根诺夫，写于1930年。
鲍罗金教授是某生理科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人。他为人正直，但政治觉悟很低，学术思想还是唯心主义的那一套。他认为“爱情、饥饿、愤怒和恐惧”乃是“永恒的生理动机”。从这点出发他想进一步研究“人的行为动机”。这项科研设想遭到了研究所实验室主任鲍勃罗夫等人的反对。
他们指出，这样的研究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会被阶级敌人用来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隐藏在研究所内的以研究所秘书瓦尔加索夫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则竭力支持这项研究，企图利用鲍罗金教授这个学术权威来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为了打击鲍勃罗夫，这些坏人不仅挑拨鲍罗金和鲍勃罗夫的翁婿关系，而且还施展阴谋诡计，对鲍勃罗夫进行政治陷害，最后让阶级异己分子崔霍沃依取代，当了实验室主任。支持鲍勃罗夫的几个工农出身的青年科研人员也遭到压制。
一段时间内，在这个研究所里是好人受气，坏人得意。而自我标榜搞“纯科学”的鲍罗金教授则完全落入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圈套。后来，这位老教授在一次学术会上提出了一个研究报告，胡说什么“80%的被调查者的共同行为动机是恐惧”，“农民恐惧强制的集体化，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恐惧无休止的清洗，党员干部恐惧被指责为右倾或左倾；科研人员恐惧被指责搞唯心主义。”
他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恐惧的时代。”“恐惧跟踪着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从事创造性的工作。”鲍罗金的这个报告引起了全场哗然，老布尔什维克克拉拉当场反驳道：“恐惧跟踪着人吗？是的，它跟踪着那些欺骗我们，希望旧制度复辟的人。”几天后，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鲍罗金的反动学术观点的文章。研究所的反革命分子则利用这一事件，加紧了他们的破坏活动。瓦尔加索夫决定派人潜逃到国外去和国际间谍机构联络。但他们的阴谋很快被保卫机关识破，阴谋分子全部就擒。
在审理这一案件时，这帮反革命分子互相串供，诬陷无辜的鲍罗金教授是他们全部破坏活动的指使者。这当然骗不了对案情已经了如指掌的审讯人员，而面对这伙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和对自己的阴谋陷害，鲍罗金教授终于猛省过来，他后悔自己过去“看错了人”，终于明白了“阶级斗争胜过任何恐惧”的道理，决心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道，把科研工作纳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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