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 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
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问题：
从五胡乱华开始，河北、中原有大量胡人。至隋唐时期，河北仍然是汉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多民族杂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叫做“河北胡化”。
在史书中被称为安禄山、史思明“腹心”、“宾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11人，只有孙孝哲和曹将军是少数民族。
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过程中和称帝时所重用的主要是汉人。《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十一月，反于范阳……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而高尚、严庄“专居（安禄山）左右以画筹”。（注：《安禄山事迹》卷中）
在这五个关键人物中，只有孙孝哲是少数民族。安禄山称帝时，大燕政权的左相达奚珣、右相张通儒、中书侍郎高尚、御史大夫严庄，前者为鲜卑人，后三人均为汉人。乾元二年(759)四月，史思明称帝时的宰相周挚也是汉人。
除了上述几个核心或关键人物外，在安史政权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几乎全是汉人。如安史政权的宰相陈希烈、平冽、张垍，尚书敬荣，中书令王伷和张均，全是汉人。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
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1. 藩镇的设立与势力坐大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东、西突厥、高句丽等，使初唐时期建立一个很辽阔的边境。中央朝廷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便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军事与行政的统合使得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室隐忧。
2. 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 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3. 玄宗怠政
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成就杨贵妃的祸水之名，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著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4. 河北胡化
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则天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河北北部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4]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5]。
5. 将相不和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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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以安禄山为首发动战乱，目的就是赶唐玄宗下台。当时的唐朝已经安定许久，就连唐玄宗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是战争。所以当安禄山造反的时候才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场动乱引发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唐玄宗本人问题，再加上他宠溺杨贵妃，才让大唐惹来了这么一场风雨飘摇的战争。
说来也挺可笑，早年的唐玄宗是一个仁德的君王，在治理天下上颇有天分，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可惜晚年的唐玄宗性格大变，沉迷于酒色，更是纳了儿子的妃子当老婆。明面上没有人敢说什么，可朝中大臣对于这种行为还是不耻。尤其是唐玄宗因为杨贵妃的关系对其哥哥十分重用。
这时的安禄山才刚冒头，为了可以升官，安禄山甚至愿意认比他小很多的杨贵妃为义母。他的牺牲够大，不过也凭借着杨贵妃的枕边风升官发财。在他势力逐渐变大时，再看看晚年荒唐的唐玄宗，他就决定拉他下台。
这其中也有杨国忠的功劳，他仗着自己是杨贵妃的哥哥，没什么本事却总是想要做大事。安禄山就十分不喜欢他，可是一对比，杨贵妃自然会选择亲哥哥而不是他这个义子。安史之乱发生的那年，唐玄宗还在皇宫里和杨贵妃谈笑，当敌人杀进皇宫的时候他就带着人逃跑了。这个曾经的明君晚年非常荒唐，也没人想得到这场仗一打就是八年，直接动摇了大唐国本。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朝代更迭，每个朝代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很多的影响因素。但是不变的总是对于百姓的管理和统治者是否有能力治理国家。说到对古代印象较为深刻的朝代，那么唐朝就是其中之一了。唐朝的繁荣让人向往，它的衰落也让人唏嘘。其中导致唐朝从此不再兴起的安史之乱是非常关键的转折。而发生这场战争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有制度的落后，以及失去了民心。
其实，么一个朝代的君主对于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朝中是否有贤能的官员。唐太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是改成了天宝之后，唐太宗的统治就一落千丈。此时奸佞当道，李林甫和杨国忠他们自私自利，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却没有一丝为百姓做好事的心，他们只顾搜刮百姓的财物。而唐玄宗只顾宠幸杨贵妃，对朝中之事不予治理。朝中的很多忠良也身不由己。
唐朝的疆域辽阔，但是由于唐朝的威望，很多的小国甘愿臣服于唐朝。但是随着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没有过于重视，尤其是地方的节度使制度。后来地方的节度使也有了自己的势力，安禄山和史思明也拉拢了地方的很多势力。尽管唐朝的经济繁荣，但是百姓却失去了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自然地就成了流民。
唐太宗曾经把百姓比作水，君是舟，唐太宗的统治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掀起万丈巨浪。所有的矛盾冲突聚集在一起，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自然是让唐朝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朝代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在于如何获得民心，并且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李隆基执政时，番邦势力逐渐增强，产生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再加上执政懈怠，沉陷与美色之中难以自拔，给了安禄山等人以可趁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