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 帕慕克,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的西化家庭。他从小在伊斯坦布尔一家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接受英语教育。23岁时,他放弃正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的建筑学,转而投身文坛,开始了他的纸上建筑生涯。他的父亲是建筑商,家境相对优越,但高中时父母离异,他随母亲一起生活。因母亲没有工作,所以这段时间他们生活比较困难。上高中后,帕慕克开始写作,这遭到了整个家庭的反对,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地走上了创作道路。7年后,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并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帕慕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人权、思想自由等方面,并通过发表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批评。他在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交流,使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往中间人的地位得到广泛认可。1985年,他出版的第一本历史小说《白色城堡》让他享誉全球,《纽约时报》书评称:“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 帕慕克。”2002年,《雪》问世。在书中,他尝试着用一种新的写作手段描述与政治有关的故事。2003年,他出版了关于细密画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文学地位,获得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在30年的作家生涯中,帕慕克专心写作,先后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法国文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多项荣誉。2005年他的作品《伊斯坦布尔》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还因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发生了10年来首次推迟一周才公布的罕见事件。因为几位评奖委员对是否应该把奖颁给帕慕克,存在很大争议。
2006年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最终获奖。
帕慕克除文学造诣极深之外,还在大学主修建筑时学习过美术,对艺术也颇有研究,研究艺术的时间不少于用在文学上的时间。他每年都到世界各地欣赏艺术展览,在各个国家的博物馆中流连忘返。
生活中的帕慕克很少公开露面,在伊斯坦布尔一栋公寓中,他烟不离手,长时间写作。这栋公寓可俯瞰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欧亚两大洲。这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仿佛是某种象征。 帕慕克具有直言和叛逆的性格,他作品中呈现的历史观和对土耳其政府的批判,多次引起国内外的哗然,尤其是他近来有关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处境以及二十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遭杀戮的谈话,让他成为土耳其保守派的眼中钉。2005年2月,帕穆克在接受瑞士一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这一犯忌言论引发了本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怒火,五位烈属指控其言论伤及全民,并援引刑法301条款“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集体将他告上法庭。土耳其政府自此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的强大压力。2005年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不过转年1月,法官以原告不能代表全民,且其个人权利未受伤害为由,裁定撤销此案。原告不服而上诉。2008年1月,上诉法院判定,在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内,所谓个人权利的范畴没有明确定义,因而当初的撤案理由不能成立。
土耳其英文日报《Today's Zaman》分析认为,该裁决为数以千计的国家烈属,甚至每个土耳其人控告帕慕克打开了大门。原告的代理律师凯末尔·克林西兹(Kemal Kerincsiz)本身就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稍早前,他已经鼓动所有烈属上法院去和帕慕克打官司,把他的诺贝尔奖金统统拿走。 比起当街遭到射杀的厄运,三年的牢狱之灾也许不算什么。奥尔罕·帕慕克必须小心提防,因为大街上随时会有某个少年举枪向他射击,就像一年前,他们杀死亚美尼亚裔土耳其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时那样。2007年1月24日,因丁克血案被捕的共犯嫌疑亚辛·哈亚尔(Yasin Hayal)在被押入法庭前,对聚集于门外的记者们高声叫道:“奥尔罕·帕慕克,放聪明点!放聪明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帕慕克取消了对土耳其移民众多的德国的访问,并登机去国赴美,盘桓海外数月。
极端分子显然不想放过作家,必欲对他实施私刑处决而后快。2008年1月下旬,土耳其各大报章均在头版报道,警方破袭极右黑帮“Ergenekon行动”,捕十三人,并起获针对帕慕克的行刺计划,而黑帮的这一切密谋,是要制造社会动荡,以促成2009年发动军事政变。
在押十三人中,包括地下帮派首领和退役将领多名,其中一人要求追随者立誓:“不杀人便被杀。”前文提到的律师凯末尔·克林西兹亦在其列。但由于事件复杂,该黑帮在军政和法律界的幕后关系盘根错节,因而嫌犯最终是否会被送上法庭,尚难预料。
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帕慕克曾经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他树大招风,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未使他摆脱险境,反而更加成为极端分子的眼中梁木。仇视他的人认定,诺贝尔奖放大了其言论的影响力,愈加令民族蒙羞,因而自他获奖的那一天起,便不遗余力地对瑞典学院大加挞伐。 帕慕克或许可以侥幸逃过无尽的讼案和血腥的黑枪,但难防评论家的纸上刀锋。2007年12月22日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书评版刊出封面长文,配以帕氏大照和耸人听闻的标题:《帕慕克:先知还是伪君子?》,不仅在文中挖苦性地将他称作“忧郁的自大狂”(melancholyegomaniac),还再次非议了他所获荣誉的可信度。
在帕慕克广受推崇的西方世界,这样一篇评论必属非同寻常。文章的作者系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女作家克莱儿·伯林斯基(ClaireBerlinski),她回述了帕慕克就亚美尼亚人问题所发表的争议性言论,以及他为此遭到起诉的事件,暗示帕慕克有意利用了上述争论,使之成为吸引诺贝尔委员会注意力的“捕鼠器”。
“帕慕克是个天才作家,”伯女士怪腔怪调地说,“但是,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相信,这是个基于文学贡献的奖项。”
伯林斯基此文所评图书,乃帕慕克新出的英译随笔和故事集《异色》(Other Colors)。她声称,帕慕克满身皆抑郁,却终不解忧愁为何物。
“这些气质无疑可抬升至伟大的文学”。她写道,并以爱伦坡的名篇举例:“帕慕克的海鸥本来有望成为坡的乌鸦。如果你能让它变得有趣,或令人恐惧。”
她又说:“我对帕慕克之忧郁的不满,至少以其《异色》所述观之,并非我怀疑他是故作愁容,而是在我看来,他并未成功将其升华为艺术。”
伯林斯基女士又称:土耳其对本国作家的压制,创造出了极为阴郁的文学风格,帕慕克又使这一风格登风造极。她形容帕慕克为“忧郁的自大狂”——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过于清高,又过于焦虑,并在文中请读者想像一下,如果跟他约会,会是何种情形。
“他在餐馆现身时,穿一件黑色高领绒衣,挥舞着一本注释版的《地下室手记》,刻意让封面冲外。”瞧啊,她正把读者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上引,“没过几分钟,他就告诉你,他读的书跟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不一样。‘书是我前进的动力。’他会说。”
虽然没见过帕慕克本人,但伯林斯基女士显然不喜欢他这样的男人,觉得他无趣,而且—用中文来说——太酸。她还从《异色》中读出,帕慕克的抑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要成为伟大作家的焦虑,这使他成了一个“可悲的伪君子”——装腔作势的人。
伯林斯基的文章被迅速反馈回土耳其国内,成为仇帕者们新的匕首和投枪。因之而起的争论,仅以我能找到的土耳其英文报章来看,也多有所见。 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帕慕克并因此获得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的奖金。
获知得奖后,帕慕克既震惊又担心。虽然他也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极大的愉快,我为此很高兴。”但他表示,在土耳其国内可能会出现敌对的反应,“不幸的是我作为第一个土耳其人获得这项大奖,使事情变成特别了,也带有政治性了。这可能带来进一步的负担。”
帕慕克的担心也得到一定的证实。他的获奖在土耳其国内确实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支持他的人认为,这一事件加强了土耳其文化的地位,也是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支持。但是反对他的人却认为,帕慕克是个机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承认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他不会得到这份奖项的,他的行动有损土耳其声誉。近期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打算起诉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抗议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帕慕克。
获奖后,帕慕克在接受瑞典媒体记者引导性提问时说:“现在是进行庆祝的时间,要享受这一美好时光,不是我发表政治评论的时候。”不过他也强调指出,这次颁奖“首先是对土耳其语言、土耳其文化、土耳其国家的奖励,也是对我的劳动的承认,这也是我对写小说这一伟大事业一个谦卑的贡献。”
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帕慕克发表受奖演说《爸爸的手提箱》,回顾自己的文学成长之路。在获奖演讲辞中如是说:小说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一个人退却到一个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文学是人类为追求了解自身而收藏的最有价值的宝库。我们需要耐心、渴望和希望,创造一个只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深刻世界。真正文学的起点,就从作家把自己与自己的书籍一起关闭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