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军的军饷由国民政府供给。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1939年，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的政策，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使边区的面积由129608平方公里减少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万减少为约150万。
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最多时总兵力达50万人），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北边二道，南边三道）。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4，500多个，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6，300多个。仅洛川至黄陵间80华里的地段，就有518个碉堡。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
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